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讲，商鞅所推行的这一整套经济变革，与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无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这些政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国力，让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并因专制而产生高效率。记载：“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三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说到底，这就是专制的力量。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度，自商时就有文字记载，西周盛行。后世史家对之解释不一，按《孟子·滕文公上》 中的记载，国家以九百亩为一个计算单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各家分得百亩私田，同养公田。耕作之时，先要把公田的农活干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这一制度颇类似原始人民公社制。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便越来越强，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荀子期盼“法后王而一制度”，连最消极的庄子也抱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在此共识之下，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秦夷”。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蓝色”的、开放的，一个是“黑色”的、封闭的。

        其三，推行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流通，商鞅深谙其中奥秘，所以，他针对性地出台了几条极其严苛的法令。他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此外，他还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经营旅馆，其目的是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现代社会讲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便是迁徙的自由，然而，中国人的这个权利从商鞅变法开始就受到了限制。

        商鞅颁布的第一条变革法令叫《垦令》，其主题只有一个：把全国人民都变成农民。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慢惰、倍欲之民”。在《垦令》中，有二十种具体的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

        在古今中外的所有变法或革命中，土地从来都是政治力量与人民进行交换的最重要的筹码。就近世而言，列宁发动苏维埃革命的承诺是“和平、面包、土地”，孙中山推翻帝制的经济承诺是“平均地权”，毛泽东上井冈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是最近的改革开放，也是以“包产到户”政策率先稳定了农民。商鞅是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上尝到了甜头的政治家。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所以，他们的强国之术非常强悍和血腥，第一要义是打仗，这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在农业政策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废井田，开阡陌”为主题的土地改革。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商鞅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为“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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