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 平定后的第十三年，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形于嬴政，集大成于刘彻。

        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上，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在外交政策上，武帝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到执政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公元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刘彻的政治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不过，在经济上，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具体的操盘人为桑弘羊。

        在解读汉武帝的这场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是要预先观察到的：

        第一，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

        第二，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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