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得国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武帝推行的税收改革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两年后颁布 “告缗令”,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相当于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内部斗争”,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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