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中国历代搞激进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轻人，比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还有之后的清光绪帝。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权重，暮气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故而骄纵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个另类，有勇气、愿意担当、敢于打破所有陋习的人，破坏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这样的人选，他常年在地方工作，个性骄傲，胆子很大，他对宋神宗讲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与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颇可以前后呼应。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了。当时，在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具体的地点就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可是关于这一制度的利弊、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制度性的思辨，在决策层面却很少进行。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过一场盐铁会议，桑弘羊与众贤良脸红耳赤地大辩论过一次，一千多年后，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也就是说，“千年辩一回”。

        历史上把这次辩论称为“延和殿廷辩”，争论的双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两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是国家却很弱，在朝廷，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在民间，贫富差距那么大，土地兼并很严重，怎么办。

        两个人的办法，简而言之，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

        王安石认为，中央一定要把经济权力收起来，学习商鞅，学习汉武帝，学习刘晏，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司马光认为，要治理国家其实很简单，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两个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开交。王安石嘲笑司马光等人不懂为国理财。司马光说：“我不认为把天下的财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里是件好事情，你的这种办法是要祸害老百姓的。”王安石说：“不会啊，我这个办法叫作‘民不益賦而国用’。”

        司马光听到这里当场就跟他翻脸，他说：“这话是桑弘羊讲的，桑弘羊就拿了这句活去欺骗汉武帝，所以导致武帝晚期盗贼并起，被迫下《罪己诏》，国家差点灭亡。”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富是有一个定量的，不在民间就在政府，两者存在内在的争利关系。他的这个观察，在经济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实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在1068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之辩止于此，没有再深入下去，其实由此展开去，可以对中国的国有经济制度和财政模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辩论。

        年轻的宋神宗夹在两个大思想家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王安石讲得很在理，一会儿又认为司马光是对的。不过，六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实施大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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