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治国者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智慧”，他们真正发现了“专制的秘密”：政权要稳定，危险无非来自两处，一曰外患，一曰内忧。除外患，断绝一切联系是不二法门，所以要把国家变成一个铁桶。解内忧，控制、削弱民间的组织力量是关键，所以要把人民打成散沙。

        铁桶阵和散沙术，是明清治国者的两大法宝。

        要打造铁桶阵，办法就是闭关锁国。中国这个国家，北境接草原，西域峻岭沙漠，南连热带丛林，东凭太平洋，在地理上非常容易形成封闭，只要“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就可与世隔离。

        明朝建立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面修万里长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边设九个防备区，叫九边，驻扎重兵。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 自渐堵塞，中国与欧洲不再往来。欧洲人在失去陆地商贸的大通道后，被迫面向大海寻找出路，欧洲经济告别地中海时期，开始向西部，继而向北方拓展。在这一意义上，欧洲文明日后的走向，应当“感谢”明王朝的闭关政策。

        南面禁海运，则需要一点儿“自宫”的勇气。

        明初建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港泉州港和最强大的海军，经济和政治势力辐射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在15世纪前后，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与周边的六十多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朝贡秩序”，即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对中国表示效忠，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从1405年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明王朝对这一联盟体内的“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六十二艘九桅大帆船和近三万名随员的庞大舰队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1585年，朝廷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之以死刑。中国的海军体系自我毁灭，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

        巧合的是，也是在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向正西航行，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艘船，八十八个人，准备不足，方向不明，却开启了一段新历史。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描述道：“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用十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同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清朝建国于1644年，继续了明的锁国政策。它本身就来自东北，且与蒙古达成“满蒙一家”的战略合作，所以北患比明朝要轻得多。在南面，清廷为了压迫和封锁盘踞台湾岛的郑成功集团，于1661年、1662年和1664年，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宣布“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山东至广东沿海老百姓内迁三十海里，形成了一个隔火地带。施琅打下台湾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宣布开海贸易，设立了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大海关。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于沿海贸易日渐活跃，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不断派员北上冲撞，乾隆下诏关闭浙、闽、江三地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从此，繁荣了数百年的泉州港、明州港（宁波）等彻底衰落，广东的开放个性以及外向型产业结构由此形成，日后，民国及改革开放时期，两次“南风北渐”，历史的原因便在这里。

        海关制度与之前的朝贡制度相比，是外贸政策上的一个大变化。根据历代的市舶制度，各国商人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其商人将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自建商馆，西方各国商人纷纷在广州城门以西的珠江边建造房屋。外商称之为“商馆”，中方则称之为“夷馆”。清政府对夷馆商人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他们未经批准不能进入广州城，也不得擅自离开夷馆四处活动。在不同时期，政府还颁布过诸多限制性的法令，臂如，外商不得在广东过冬、不得乘轿、不得乘船游河、不得雇用汉人婢仆，禁止中国商人向外商借贷资本，等等。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外国人被关在一个“铁栅栏”里与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社会风貌一无所知。

        从朝贡制到海关制，清政府在经济上改变了外贸政策，但政治上的外交政策一直没跟上，政治又拖了经济的后腿。清朝皇帝从来把外邦看成是“低我一等”的蛮夷，顺治便认为“通贡”已是天朝对蛮夷最大的恩赐，“贸易二字不宜开端”。

        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铁桶阵”打造得很完美，自己在里面陶醉，外面的人也对桶内的情景无所知晓。从1521年开始，葡萄牙人、荷兰人、俄国人先后派出15个使团，试图与清朝建立双边关系，均遭拒绝。直到1792年，已经非常强大的英国第一次派出了官方的访华使团，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马戛尔尼使团，从广州港登陆，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到热河去见乾隆皇帝，这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真实的天朝。英国人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他们进而断定：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英国人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条件，以现在的眼光看，大多属于希望展开平等贸易的要求，比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开办一家贸易公司，允许英商在舟山和广州附近有存货和居住的地方，恳请中方公布税率、不随意乱收杂费，等等。乾隆一条不准，还写了封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内称“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物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意思很明白，天朝什么都有，你派来的人都看到了，你们国家生产的任何东西，我都不稀罕，以后，能不来，尽量就别来了。马戛尔尼给乾隆带来了很多东西，有望远镜、火炮、时钟等，和珅把它们都运到了北京，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跑进去一看，很多东西还没开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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