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30多年后，在书堆里埋头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头来，想找罗先生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为什么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

        这些当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最后一个问题看作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

        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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