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专制的量是强大的。变法启动到第十个年头，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全国民众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上阵奋勇杀敌，得胜封爵赏田。国家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人口，将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秦民，继续种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是效率极高、效益惊人的正循环。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模式，秦因此被列国惊呼为“虎狼之国”。

        在将全国的战争机制都发动起来之后，商鞅开始实施第三轮变法，目的是要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其重要政策，就是统一度量衡和实行郡县制度。

        当时各国割据，从衡器到货币都极其混乱，即便在一国之内，也是标准不一。齐国称霸时，管仲就多次会盟诸侯，统一各国税率和称重尺度。商鞅当然不与诸国商量，他直接规定之。他提出“平斗桶、权衡、丈尺”。斗桶指计算容积的衡器，权衡指计算重量的衡器，丈尺指计算长度的衡器。也就是说，他统一了全国的容积、重量、长度的度量标准。

        而确立并推广郡县制度的影响尤为深远。

        西周建立之时，分封诸侯，一共有上千个国家，几乎一个城池为一国。春秋初期，诸侯兼并剧烈，剩下160多国，到了战国年代，天下滔滔，只余十多个国家。国君出于统治及征战的需要，纷纷加强中央集权，兼并进来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而是建立新的地方治理制度。春秋后期，县制开始推行，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直接任免，他们不再是世袭贵族，而是一批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官僚。

        商鞅完善并推广了郡县制的地方管理体系。他把小乡、邑合聚为县，设立县令、县丞、县尉等职务，组成县署，后来每征伐下一块土地，就增设一县。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县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各地方长官于每年秋冬向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朝廷据此对其进行考核，奖功罚过。

        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当代史学家唐德刚从国家管理模式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

        在推行变法22年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商鞅随后被秦惠公处以车裂的极刑，并诛灭全家。司马迁说“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可是又承认“后世遵其法”。秦惠公车裂了商鞅并灭其全家，但并没有株连到其他大臣，商鞅制定的主要法规被全数继承下来。有人算了一下，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前后凡141年，秦人共发动战争108次，天下果然是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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