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彻底紊乱是从1966年开始的。5月，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然后再冲进全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紧接着，工人也被发动起来，各种名目的革命造反组织纷纷诞生，他们喊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残酷武斗。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决策机构陷于瘫痪，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总理周恩来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冤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经济管理和统计部门被砸烂，各地的年报迟迟不能报齐。在局面最混乱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全年度的全国经济计划，1968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这场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才终结。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空间和体制空间。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胡鞍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的实际增长率为9.2%， 1978年到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年到1978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 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同时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了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另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和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大陆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

        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年国史中，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中央对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自主的权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统一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思想“洗澡”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农村消耗生命，即便是执政集团内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了它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后世有些信奉计划经济的人推演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当时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在他们看来，陈云在上海对通货嘭胀的整肃和“一五”计划的成就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其实，这种幻想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国家治理的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文革”无非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此时的执政者“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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