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定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个人物，这也没有什么疑问。既然这样，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呢？他和中外人物相比较，又有什么自己的价值呢？在这里我试着一一论述，列举出来。

        第一，李鸿章和霍光。史家评论霍光说“不学无术”，我评价李鸿章也是“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和霍光果真是同类人吗？我说：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严谨遵守规矩的人，并不是能够利用时势，跟随自己内心做事，有非同寻常的举动的人。他一生都没有大肆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他，怎么能和霍光相提并论？虽然，他在普通的学问和学识方面，也许会稍稍超过霍光一些。

        第二，李鸿章和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是儒臣，是军事家，是政治家，是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具备这五个资格，而且永远被后世所钦佩，最值得说的就是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诸葛武侯，但是诸葛武侯取得的君主的信任要远远超过他。李鸿章一开始在上海起兵，用区区三城的支持，就能在江南地区立了大功，他们起初创立功业的艰难也都是相似的。后来他在用兵打仗方面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武侯。然而诸葛武侯治理崎岖的四川，能使官员们不心怀奸诈，百姓们慰勉警诫自己，而李鸿章数十年的朝廷重臣，都不能和国家百姓团结和睦，使他们被自己所用；诸葛武侯去世后，仅仅有成都八百株桑树的家产，而李鸿章以豪富闻名于天下，这一比较差距还不大吗？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下眷怀君上的忠诚，这倒是很像。

        第三，李鸿章和郭子仪。李鸿章振兴国家、平息祸乱的功劳，和郭汾阳非常像，他俩的命运也不相上下。然而郭汾阳除了平定战乱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不过是他一生的诸多事业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来比较的话，那么郭汾阳未必能够比得过李合肥。

        第四，李鸿章和王安石。王荆公因为推行新法而被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运动而被世人诟病。王荆公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虽然都不是能称得上特别完善的政策，但是他们的见识和政策推行的规模，绝对不是那些诟病别人的人能够赶得上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愿意去帮助他们，而是在后边跟着大家起哄，阻挠他们，在后面议论他们，他们才不得不任用那些小人来辅佐自己。王安石、李鸿章的处境都是一样的。但是王安石得到了君主的信任，被赐予很大的权力，他所兢兢业业在民事方面规划的内容，局面非常宏大，有远见，这一点要超过李鸿章。

        第五，李鸿章和秦桧。中国比较庸俗的文人唾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了，法越、中日两场战争中，说这个言论的人非常多。如果都是出自市井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之嘴，尚且就允许这些人说一说，士大夫和君子还要这样说，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能叫他们这是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和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是管仲跟鲍叔牙、韩信跟萧何一样。不但如此，他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由曾国藩提携后，才有了今天的。所以，李鸿章实际是曾文正手底下的一个人物。曾国藩不是李鸿章所能够比得上的，世上的人已经有了确定的评价。不过，曾文正这个儒者，要是让他在外交事业方面担当重任，他的手段、智慧、机警，或许比不上李鸿章，这也未可知。而且曾文正总是遵守着要知道停止、知道知足的戒备之心，常常把急流勇退当作做事方法，但是李鸿章却血气方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大灾难，都能够挺身而出，自己去面对，从来没有过畏惧困难和想要后退躲避的心情，这也是他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七，李鸿章和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当时是齐名的，但是左宗棠凭借的是张扬，李鸿章凭借的是忍耐。要说他们的气度，那么李鸿章的气度不是左宗棠能够比得上的。那些骄傲的湘军曾经想要推举左宗棠为守旧党的首领，来和李鸿章对抗，实际上两个人在洋务运动上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那么守旧，李鸿章也不是能够维新的人。幸好左宗棠比李鸿章早去世十几年，所以才能保住自己当时在世俗里的名声，而此后任务的艰巨、世人的诽谤诟病，就都附着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左文襄的福气和命也太好了。

        第八，李鸿章和李秀成。两个姓李的人都是近世的人中豪杰。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非常忠诚，李鸿章对大清王朝非常忠诚，一个被封为忠王，一个死后被称作文忠，两个人都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李秀成在用兵方面，在政治方面，在外交方面，都不输给李鸿章，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天意。所以我翻遍近代史，想要把两个人合在一起作传，最合适而不留而遗憾的，难道不是只有这两个姓李的吗？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用礼数来厚葬王有龄，李鸿章却一并杀了那八个投降王将，这件事李鸿章还是应该要在心中愧疚一下的。

        第九，李鸿章和张之洞。十年以来，能够和李鸿章齐名的人，那就是张之洞了。虽然这样说，可是张之洞有什么是比得上李鸿章的呢？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践的人，张之洞是一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追求名声，张之洞最喜欢追求名声，不追求名声所以才肯任劳任怨，喜欢名声的人所以常常追求投机取巧的利益。张之洞对于外交问题，常常给李鸿章找麻烦，看他所想要实行的那些主意，都是只能说一说，但是没有办法实际实行的。李鸿章曾经对别人说：“没想到张之洞做官几十年了，仍然持有像年轻书生那样不成熟的见解。”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至于他的骄傲和狭隘、残忍苛刻，和李鸿章的有常识、度量大相比，就好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第十，李鸿章和袁世凯。今后能继承李鸿章发展的人，就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所提拔的人，他在壮年的时候，就初次担当大任。他的表现在能看到的著作里都没有写到，到底是怎样，今天也不好判断。但是这个人的功利心太重，他有做出破格事情的气魄，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他的心术如何，他的毅力怎么样，就不是今天所能够说得出来的了。但是今天那么多的官员里面，论资望和才干，可以成为李鸿章之后的继承者的，除了袁世凯还能有谁呢？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大奸雄。在他掌握国家权力的四十年里，专门使用狡猾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左右全欧洲的行动，对内压制民党。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欧洲大陆的腐败，实际上是这个人的罪过居多。有的人说李鸿章和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李鸿章的心术不如梅特涅阴险，他的才能也不如梅特涅厉害。梅特涅知晓民众的力量并压制他们；李鸿章不知道民众的力量，也不去利用他们；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甚至连一个朝鲜都不能安顿，这是他所以比不上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和比斯麦。有的人称李鸿章是“东方的比斯麦”，这么说不是为了讨好他人而说的奉承话，就是谬说了。李鸿章怎么能比得上比斯麦呢？就拿军事来说，比斯麦所战胜的是敌人的国家，李鸿章所杀的都是同胞；拿内政来说，比斯麦向来能够联合那些散漫的国家而成为一个大的联邦，李鸿章却让一个庞然硕大的中国降为一个二等国；就拿外交来说，比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而为自己使用，李鸿章联合俄国，反而被他们算计。这三者相比较，都算得上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这也并不是用成功和失败来论英雄，李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没有一样是能比得上比斯麦的，他的成就不能像比斯麦一样，实在是优胜劣汰的例子。虽然李鸿章的好运或许比不上比斯麦，但是他的资本却比比斯麦多。人各有自己的难处，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困难，那么就算不上英雄，李鸿章只知道诉说自己困难的地方，却不知道比斯麦也有比斯麦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能明白的。如果让两个人换地方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成功失败的情况也还是会这样。所以持着东李西比这种言论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个人。

        第十三，李鸿章和格兰斯顿。有的人把李鸿章、比斯麦、格兰斯顿并称“三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时间长，地位尊贵。李鸿章和格兰斯顿本来就没有一处相似的地方。格兰斯顿所擅长的专门在内治和民政，但是军事和外交并不是他得意的地方。格兰斯顿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是民主政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一个喜欢博取个人功名的人，是传统的东方人物，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二者相差得还很远。

        第十四，李鸿章和爹亚士。法国总统爹亚士（thiers），是巴黎城下签盟约时议和的全权代表，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恰好和李鸿章乙未庚子年间差不多。国家存亡危急，忍气吞声，确实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是爹亚士不过是偶尔有一次这种情况，李鸿章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经历这种时刻；爹亚士所面对的敌国只是一个国家，李鸿章却是好几个国家；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遭遇更加可悲。然而爹亚士在议和之后，能够组织一场演说，立刻就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所以法兰西不超过十年，依然能够重新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但是李鸿章却被赔偿的欠款难住，完全没有补救的办法，于是中国沦陷到危急的情况中，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他们两个国家的人的爱国之心有差异吗？只不过有机会能够利用民心的李鸿章没有好的方法。

        第十五，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执掌政权的时候，有幕府的大臣井伊直弼，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细心观察时势，知道闭关锁国、不和外界通商肯定不行，所以就和欧美的各个国家结盟，而且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它们的优势来实现自立。但是当时的日本民间“尊王攘夷”的言论正是盛行的时候，井伊直弼用强有力的手段镇压他们，来效忠幕府大将军，于是全国上下的怨恨和愤怒，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最终被一个壮士在樱田门外刺杀，而日本的维新运动才开始兴起。井伊直弼是明治政府的敌人，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能让人敬佩，他的遭遇让人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申诉喊冤。李鸿章的境遇和他有些相似，且遇到的困难又远远超过井伊直弼。井伊直弼最后横死，而李鸿章死后办了很隆重的丧事，他的命运福气要比井伊直弼好得多。然而日本兴盛起来，中国却还是衰败的老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和日本的宰相伊藤博文，中日战争里的两个首领，要是用成功和失败来评论的话，自然是伊藤要比李鸿章厉害一些。不过，伊藤博文却绝对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常评论“伊藤博文是际遇最好的人”，他们说得非常正确。他在日本维新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立过大功，他经历困难和风雨的阅历，也远输于李鸿章。所以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假如让他们交换位置，恐怕他的成就还不如李鸿章。但是，伊藤博文也有超过李鸿章的一件事，那就是他曾经到欧洲游学，知道什么是政治的本原，所以伊藤博文能够制定宪法，作为日本长治久安的计策；李鸿章就只会在出现问题后修补小的漏洞，要不就是模仿他人，学习一些表面的东西，最终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在日本，日本的学者里像伊藤博文这种有才干的有不下百数人；在中国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才连一个类似都没有，那么这又不能只算作李鸿章的错误。

        李鸿章处理政事，桌案上从来没有积压的公文，办理公务非常干练，客厅里也从来没有未会见的宾客，大概做事风格有些模仿曾文正。他的起居和饮食都规定在一个固定的时刻，非常有西方人的作风。他重视纪律，严格自治，中国人里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

        不管春夏秋冬，五点钟他就会立刻起床，他的家里珍藏着一本宋代拓本《兰亭序》，每天早晨必定会临摹一百字，他的临本从来不会给别人看。这是他养心自律的一个办法。曾文正每天在军营中，必定会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

        李鸿章每天午饭过后，必定会午休一个小时，从来不会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时候，每天午睡起床后都会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伸出一只手来穿袍子，服侍的人一刻都不能迟缓。

        李鸿章养生一贯用西医的方法，每顿饭都要吃用两只鸡熬出来的鸡汤，每天都让侍奉的太医来给他检查身体，常常用电气设备检查。

        戈登曾经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停留了好几个月。那时候俄国借着伊犁战争，常常来威胁中国，非常有决裂的气势。李鸿章拿这件事来询问戈登，戈登回答说：“中国现在这个情形，最终无法在今后的世界上立足。除非您自己做皇帝，掌握全部的权力，然后大力整顿。您如果有这个意思的话，我们愿意拿着鞭子效犬马之劳。”李鸿章突然变了脸色，舌头好像被人抻住，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接待别人时常常带着傲慢轻侮的神色俯视一切，常用戏弄的态度对待他人，只有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对待严亲一样，礼数周到，言辞恭敬，是自然而然就这样做的。

        李鸿章和外国人交涉，态度非常轻侮，在他眼中看待他们像是看一些市侩，他说“那些人都是为了牟利才来到这里，我们也要拿着筹码，好好计算，眼中也要只看利益”。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这是李鸿章所不对的地方。

        在外国人当中，李鸿章最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的将军格兰德，也就是南美和北美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格兰德到天津参观游玩的时候，李鸿章对他给予厚待；后来接见美国公使，总是询问格兰德的起居情况；等到他自己被聘任派到西方各国访问的时候，经过美国，听说美国人为格兰德建立纪念功德的石碑，李鸿章当场赠予千金表示心中的敬慕之情。

        李鸿章处理事情最讲究精确核实，每遇到一个问题，必定会再三盘问，丝毫不含糊，不轻易对别人许诺，许诺后就一定会实践，实在是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的时候，总是喜欢询问别人的年龄，还有人家的家产有多少。随行人员有人跟他说：“这是西方人最忌讳的，最好不要再这样问人家。”李鸿章对此表示不屑。这是因为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欧洲人，感觉这一切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的是，他曾经参观英国的某个大工厂，参观完毕后，忽然想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问那个工头：“你负责管理一个这么大的工厂，一年从什么地方得到收入？”工头回答说：“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李鸿章慢慢指着他指环上的钻石，说：“那么这个钻石是从哪儿来的？”欧洲人把这件事传为奇谈。

        世人都竞相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件事有些不太可信，他大约有几百万两的产业，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他里面的股份都不少。有人说南京、上海各个地方的当铺银号，也大多属于他掌管的产业。

        李鸿章在京师的时候，常常居住在贤良寺。原来曾国藩平定江南后，初次进入京城觐见陛下，就是住在那里，后来就经常住在那里。将来这个寺庙应当为《春明梦余录》增添一个典故。

        李鸿章生平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担任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戊戌年会试的时候他也在京师，李鸿章觉得这次自己一定能够获得主考官的差使，可最终还是没有当上。即使朝廷大殿上的阅卷大臣，也从来没有派过他一次，李鸿章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以他的盖世功勋和名声，还要对这种事情恋恋不舍，由此可见科举的毒害深入人心。

        以上数条，不过是我偶然知道的，不分类别，随便记下来，来帮助读者观察了解这个人物的一些方面而已。著者和李鸿章的交往也不深，无法更多地知道他的一些传闻逸事；又因为这些事情也无关大体，全记也记不过来，索性就不记了。然而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想用两句话来评价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躲避劳苦的事情，不畏惧诽谤的话，这是他的长处。呜呼！李鸿章已经去世了，但是国家还有很多苦难，将来的形势还会比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更坏，后世的人要怎么处理呢？

        我读日本报纸，读到德富苏峰的一篇著论，他品评李鸿章有一些独到之处，翻译记录如下：

        中国的著名人物李鸿章逝世了，东亚地区的政局从现在之后不免有些寂寞，不仅仅是为大清政府朝廷的顶梁柱倒塌才有感悟。

        总结概括起来，说李鸿章这个人物多么伟大，立的功劳多么大，不如说是他的福气和命运超过常人。他年轻的时候就中进士，点翰林，占据了大清名门望族的地位；在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出任淮军的统帅，依靠戈登的力量平定了江苏的混乱；他平定捻军，也是秉承着曾国藩的遗留下来的政策，成就大的功业；后来他做直隶总督，分管到天津教案，正当情况危急，处于被法国要挟的狼狈和尴尬的时刻，忽然遇到普法战争，法国、英国、俄国、美国都为西欧的事情奔走忙碌，而这件教案的事情就无声无息地沉寂了下去。后来的二十五年，他总管北洋事务，在天津开设府邸，统筹中国的大政方针，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这确实是李鸿章全面鼎盛的时代。

        不过，李鸿章的地位，他的势力，并不是靠着侥幸而得到的。他在中国文武百官中，的确有卓越超凡的眼界、敏捷的手腕手段，这不是其他人能够达到的。他知道西方发展的大势，了解外国文明，想到利用西方技术来实现自强，这种眼光，即使是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让他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了。

        他在天津屯聚，操练淮军，教给他们洋人的操练方法；创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置防线；开设轮船招商局，以此来方便沿海河川的交通；设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开设铁路。他对于军事、商务、工业，没有一样是不留意的，虽然不知道那些建议是不是他先提出来的，我们暂且不谈论，那些权力是否都由他掌管，我们暂时也先不谈论，他办理的那些洋务最后是否得到成效，我们也暂且先不谈论，然而要说是谁引导大清帝国前进到今天的程度的，我不能不首屈一指，回答说：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却不知道有北京朝廷。尽管北京的朝廷对李鸿章并没有深深地信赖。不但如此，他们还常常用猜忌、怀疑、憎恶的眼光来对待他，只不过是因为国家外部的压迫，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不是他们所能够胜任的，所以不得已才重用他。更何况，各省的总督、巡抚，整个朝廷的百官群僚，与李鸿不和的人多了。因此即使是李鸿章事业的全盛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也非常单薄，并不像他对待外部那样，享有无限的权力，享有无限的光荣。

        中日那场战争，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蓄意发动战争呢？这一点我不敢肯定，但是当情况紧急、两国关系就要决裂时，他忽然就和俄国的大使喀希尼协商，请求他干涉并且派兵平息战争，所以他一开始派兵去往朝鲜，可能是想用威胁的手段逼迫日本不战而屈，这也都不确定。大概是他自视过高，觉得中国实力强盛，所以判断敌军情况的时候出现一些偏差。他大概也不知道东南亚局面的发展趋势，所以做出了失误的策略，这不能为他狡辩。用一句话总结来说，那场中日之战，确实是他平生孤注一掷的一场战争。但是这一次他输了，所以把他一辈子积累起的劳苦功高的声名输了个精光。

        普通的人遇到这种失意的情况，就算不带着忧愤去死，也基本上差不多了。李鸿章当时七十三岁高龄，在内部被朝廷严厉谴责，在外部还要去处理残局，挺身而出，负责处理相关议和的谈判，在不幸地被凶恶的坏人用枪击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从容应对，最终不辱使命；后来更是亲自前往俄国，去祝贺俄国皇帝加冕，在欧洲、美洲游历，对于之前的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他的长处。

        他晚年的时候，非常萧条、凄惨。他的前半生，和英国非常亲近；他的后半生，和俄国最为亲近，所以英国人认为他是归附于俄国的。他亲近俄国，是因为俄国可怕吗？是因为俄国值得相信吗？我不知道。进一步说，是因为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大国，所以他宁愿用中国关外的土地贿赂它，拜托它用它的势力来庇护中国，从而可以苟且偷安，这是他亲近俄国的最大原因。因为他处理了《中俄密约》《满洲条约》那些事情，有的人把他看作秦桧那种侍奉金国的人物，都是卖国贼，但是这种言论对于李鸿章来说未免过于残酷。看他的这些举措，是利益和损害得失的问题，并不是正邪或者善恶的品质问题。

        自从李鸿章退出总理衙门之后，被任命远到山东地区治理河流，被任命驻扎在偏僻的两广地区管理商务，直到义和团的事情兴起，才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庆亲王一同担任全权议和大臣。事情刚刚定下来，他就溘然长逝。这确实称得上是悲惨的晚年，但是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雄心壮志到死也没有被消磨殆尽。

        假如让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之前就去世，那么他就是十九世纪的一代伟人，写世界史的人一定会这样大书特书，而且还毫无疑问。他容貌堂堂，一表人才，他巧言善辩，机锋敏锐，纵横捭阖，战术自由，让人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一代伟人。但是，他的血管中，是否有一点点英雄的血液呢？这是我不敢断言的。他不像格兰斯顿那样拥有追求道义的高尚情操，他不像比斯麦那样有倔强的品格和男人血性，他不像康必达那样拥有爱国的热血和火焰，他也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有推心置腹的至真至诚。他治理世事的见识和度量，都没有能够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非常信服。进一步说，他并不是那种可以成为人们心中偶像的英雄人物。

        不过，李鸿章的大手笔确实非常让人惊叹。他是中国人呀！他是伟大的中国人！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都不会感到惊恐，内心不会感到恼火。他能够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让人失望的事情，他都把那些看作浮云掠过天空，云淡风轻。他的内心真的没有一点点懊恼吗？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吗？但是从他的表面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痕迹。再看那位铁血宰相比斯麦，面对失意下台，他的胸中就像充满愤怒的火焰，好像都要喷出来了；而李鸿章面对自己身上遭遇的那些事情，从来不会把忧虑挂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表现在脸上。他容忍力的强大，我们这些人尊敬、膜拜，却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要让他像诸葛孔明一样为人，那么绝对没有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时间长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李鸿章的这一生，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的衰亡史，就像剥落笋皮一样，一天比一天危急，和他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基本全部去世。他这个人的一生，也以前面光明、后面黯淡而告终。但是他身处其中的时候，这些都不曾扰动他的内心。有的人说：他应该是没有脑筋的人。即使这样，普天之下能够做到像他一样没有脑筋的人又有几个呢？没有脑筋的人的成绩还能做到这样，不也是值得人感叹赞赏的吗？

        陆奥宗光评论李鸿章说：“与其说他拥有豪杰的胆魄，有出众的才能，有决断力，还不如说他本人聪明伶俐，拥有非常高的智商，能够巧妙地观察事情发展的利害得失。”这句话可以称得上相当准确的。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会畏惧、逃避责任，这是别人所达不到的，比不上他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数十年来大清朝廷里最为重要的人的原因，一直到死亡之前都还身负重任，身负中外厚望，也和这有非常大的关系。有人说：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即使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他都去承担，不会推卸。然而这件事，也正好体现了他的长处。

        李鸿章算得上中国国民的代表人物。他纯粹是一个冷血动物，这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那种唯强是从的作风，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容忍能力的强大，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坚强个性、厚脸皮，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辞令的巧妙，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狡猾、有城府，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自信以及自大的性格，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没有像管仲一样治理世事的见识和度量，他没有诸葛孔明治理国家的胸襟。不过，他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而有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虚心问教，对上百件艰难危险的纠纷，他都能够从容面对，并且解决掉。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没有见过能够和他相比的。

        以上这些言论，的确能够描摹书写李鸿章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没有什么遗漏的，褒奖没有言过其实、过于夸大，贬斥也不过分贬低，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至于他把李鸿章作为我们国家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国家的四万万人不能不深深地自我反省。我曾经写了《饮冰室自由书》，里面有《二十世纪之新鬼》这一篇，现在摘出其中谈论李鸿章的一些内容，附录在下面：

        呜呼！至于星氏、格氏怎么能不称作旷世的英雄豪杰呢？这五个人（指的是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都是对他们的国家非常重要的人，除了域多利亚是立宪政府国家的君主，君主没有责任，不需要论断外，像格里士比、麦坚尼，都让他们的国家焕然一新，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像星亨，他就想要改革但是最终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从这个角度来谈论、来看待，那么李鸿章和这三个人相比的话，有一些惭愧和差劲。李鸿章每次都为自己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我被整个国家所牵制，有很高的志向却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虽然确实是这样，但是，再来看看星亨、格里士比他们冒着千难万险，忍受奇大的侮辱，排除万难，所以最终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怎么样呢？那些真正的英雄，从来不会假借他人的势力，而常常能够自己创造势力。星氏、格氏这些人拥有势力，他们都是自己为自己创造势力的人。而李鸿章只是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安宁尊荣都寄托到一个政府之下而已，如果他真的是以增强国家实力和便利民众为自己的志向的话，那么怎么能只是靠着自己四十年积累的功勋，以自己的重臣和有名望学问的老年人身份苟活，而不是聚集民望和民心，来战胜旧党顽固势力呢？可惜啊！李鸿章的学问和才识不能像星亨那样，他的热诚也不能像格里士比那样，他能借助的是那些人的十倍，但是最后的成就却远远落后于那些人。实话实说，那李鸿章确实是一个没有学识、没有热忱的人。但是，这么大一个中国，拥有学问和才识，有热忱，能够超过李鸿章的有几个人呢？在十九世纪，各个国家都有英雄，但是我们国家却没有一个英雄，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指鹿为马，聊以自慰，自己来嘲讽自己，把李鸿章推出来，向世界展示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呜呼！他也只是刚好能够称得上是我们国家的英雄而已，也只是刚好能够成为我们国家十九世纪以前的英雄而已。

        进一步来说，李鸿章是一个有才气，但是没有学识的人，是一个有阅历但是没有血性的人。他并不是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但是他却只是修补一些小问题，苟且偷安来等死。他在去世前承担责任而毫不推辞，然而却从来没有制定百年大计留给后人的志向。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朝廷、民间，上上下下所有人，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李鸿章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在今天列举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达官，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这是我今天能够断言的。嗟呼！李鸿章的败绩，既然已经屡见不鲜，今后这样的内忧外患的风潮，可能会比李鸿章这个时代严重好多倍，所以今天再想要找到一个李鸿章这样的人，也是希望渺茫，可能无法再次看到吧。感慨中国的前途，不禁让人毛发竖起，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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