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阿尔布瓦地区的一个村庄，住着一个名叫菲利西安·盖里约的人，他是葡萄园主，却不喜欢喝葡萄酒。然而，他却出生在一个正经人家；父亲和祖父都同样经营葡萄园，约莫五十岁上，都被肝硬化夺走了性命；在他母亲那一边，也从未有人讨厌酒。这种怪异的不幸沉重地压抑着菲力西安的生活。他拥有当地最优质的葡萄，酿造当地最好的葡萄酒。他妻子莱翁蒂娜·盖里约性情温顺，容貌和姿色都足以让一个老实男人安心。如果不是对酒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憎恶，菲力西安本来应当成为最幸福的葡萄酒园主。他也曾以全部意志、全部热忱，努力克服这种致命的倾向，但是终归徒劳。他也曾品尝各种名葡萄酒，希望从中发现一种，能给他这个陌生天堂的钥匙，但是终归徒劳。他轮番品尝过勃艮第酒，波尔多酒，卢瓦尔河流域和罗纳河流域的葡萄酒、香槟酒，阿尔萨斯红葡萄酒，麦秸晾干的白葡萄酒，多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玫瑰红葡萄酒、淡红葡萄酒，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和酸葡萄酒，他也没有忽略莱茵河流域产的葡萄酒、匈牙利产的葡萄烧酒，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葡萄牙所产的各种葡萄酒。每尝一次，就给他带来一次新的失望。所有葡萄酒如此，本地的阿尔布瓦葡萄酒也不例外。哪怕是逢最干渴的季节，他喝一口酒也不堪设想，就觉得喝下一口鱼肝油似的。

        唯独莱翁蒂娜了解丈夫的这一可怕秘密，并且协助他隐瞒。的确，菲力西安万万不能承认他不喜爱葡萄酒，这就等于说他不喜爱自己的孩子，而且比这还糟糕，因为什么地方，都可能出一个憎恨自己儿子的父亲，然而在整个阿尔布瓦地区，就从未见过有谁不爱喝葡萄酒。这是一种天谴，而且要惩罚多大的罪孽，这是违反天性，是可怕到极点的畸形，任何一个有理性的、爱喝酒的人都难以想象。人可以不爱吃胡萝卜、婆罗门参、芜菁甘蓝，不爱吃煮牛奶的奶皮。可是葡萄酒，不爱喝就等于讨厌呼吸的空气，既然空气和葡萄酒都同样不可或缺。菲力西安·盖里约绝不是基于愚蠢的傲气，而是出于对人的尊重，他才……

        这是一段葡萄酒的故事，总的来说，头开得不错。但是，它又突然让我厌烦了。它来得不合时宜，我进入这个故事，就有背井离乡之感。真的，它令我厌烦，而一个令我厌烦的故事，要让我写出来，就像让菲力西安·盖里约喝杯葡萄酒那样遭罪。此外，我也过了吃鱼肝油的年龄。因此，我放弃这个故事。按说，这个菲力西安会有好多奇遇，他的经历很有趣、很残酷、很感人，也感泣鬼神，结局也非常精彩：阿尔布瓦的葡萄酒滚滚流淌。譬如我看到菲力西安摇摇晃晃，佯装喝醉了酒，以骗过他的乡亲。而他那些乡亲全都上当受骗，无不惊讶，敬重地大呼小叫，这个也讲，那个也说，对大家讲，又以大家的名义，要讲出这样一番话来：

        “都瞧瞧这样子。菲力西安还不到三十岁，就开始颤颤巍巍了，而他父亲，就是阿齐勒·盖里约，也是个能喝的主儿，啊！对，能喝着哪。怎么，总之，你们都认识他。哼，说说看，他可不嗍啰糖衣杏仁，这里不止一个人都能聊一聊。从来就没醉过，总是站得稳稳当当的，不愧是个真正的葡萄园主，真正的男子汉，真正会喝酒的人。说的是他父亲，那个阿齐勒·盖里约，我再对你们重复一遍，一个会喝酒的人，我所说的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做一个男子汉。怎么样，对不对，盖里约老头，阿齐勒，我说的是阿齐勒，当然不是对你们说那个老盖里约，盖里约·奥古斯丁，他嘛，是爷爷了。对了，那也是个会喝酒的人。我要说的不是他，而是阿齐勒，阿齐勒·盖里约，十五年前死的，再说准确点儿，那年天气热得厉害，那年也闹跳蚤，人畜都一样，满身上全是跳蚤，没错儿，嗳，没错儿，正是那年，克洛黛特那婆娘灌醉了乡村警察，那些警察是来处理帕努约那匹骒马案件的。嘿，说说看，那个儒勒·帕努约，也是个会喝酒的人，要比起喝酒来，他比现在许多人都强。我的阿齐勒和他呀，说的是呢，他们俩就像一只手上的指头，合适的时候，他们还相互请喝酒。不是有一次，他们想到化装成魔鬼，要吓唬本堂神父的女仆吗？不过这事儿，我就不向你们叙述了。我一讲准让你们笑岔气儿，让你们每人喝下一瓶酒。还是扯回来，说说盖里约老头（阿齐勒），他开始腿脚发抖的时候，有多大年纪，那也好算，他比我爸爸早出生两天，当时他们同时入伍当兵，有一天我爸爸对我们说起来，当时正说一件什么事儿，就像你们今天东拉西扯一样，跟你们说，那是十年前了，唔！不错，整整十年了。对了，我的叔祖父格洛皮埃尔当时还在世，他是从艾格勒皮埃尔乘车到天梯腿来看我们，他也是个结实的人，见到裙子腿脚很麻利。不过，我对你们说是十年前，也许十一年，十年或者十一年，差不了一年；关键是说事儿。当时我们三个人：有我、我爸爸和我叔祖父，桌子上摆一瓶酒，唔！随便一瓶酒，我还记得，是我爸爸自己酿成的，用的葡萄也是园子下边的一块地，产多少算多少，但是那酒挺美，挺上口，滑溜溜的，有一股神甫坡的石子儿的味道。总而言之，你们都明白。我们扯扯东，说说西，一会儿醒，一会儿梦。突然间，我叔父格洛皮埃尔，我说我叔父，就是我叔祖父。我叔父格洛皮埃尔，他对我们说：‘你那一道当兵的人怎么样了？一个叫，他说（对不对呀，我叔父不是这儿的人。我说我叔父……）一个叫，他说，一个叫……’‘那个安托万·蓬加莱。’我爸爸对他说，‘不对，不对。’‘那个克洛维·鲁约吗？’‘不对，一个叫……’‘阿德里安·布徐吗？’‘不，不，不，不。一个叫……啊！我想起来了……阿齐勒！阿齐勒！’‘哦！您跟我说的是阿齐勒·盖里约呀。’我爸爸对他说。现在就对你们说事儿，他还不算坏，不管怎样，他不发牢骚。他安安静静地睡觉，在墓地里，躺在他老人的身边。这个阿齐勒，他生了病才死的。他满五十二周岁的前一天走的，事实上，第二天我就满五十二周岁了，因为，我拖拉了，比他晚生两天。可怜的阿齐勒，我还记得，他是死之前两年，腿脚开始打颤的。你们瞧，我爸爸说，两年。五十二减二，还剩下五十。所以呀，阿齐勒开始打颤的时候，有五十岁了，可是他儿子呢，瞧瞧这样子，刚刚三十岁，就开始抖起来。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菲力西安啊，他是会喝酒的男子汉。”

        菲力西安会喝酒的名声传出去，他就很可能有了政治抱负，为了竞选的需要，他就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喝酒。这一题材，足够写一部以酒为题的长篇小说，运用生猛的自然主义手法，也有人物心理分析，不过，我懒得去构思。我在现时陷得太深。一些横波将当代的一些废物，冲到我头脑的深处。我没有心情谈论什么美丽的山丘，什么欢乐的葡萄酒。正是基于这种缘故，我要讲述一个关于酒的凄惨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主人公名叫杜维勒。

        且说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巴黎有个名叫艾蒂安·杜维勒的人，年龄三十七八岁，嗜酒如命。不幸的是，他没有酒喝。买一瓶红葡萄酒，要花二百法郎，而杜维勒并不富有。他在国家的一个机构任职，巴不得有人来贿赂他；然而，他占据了一个无利可图的岗位，做不了一点点权钱交易。可是，他家里却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岳父，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脾气特别坏，任情使性；把每月一千五百法郎的退休金放到家里，就盛气凌人，如果不限量的话，他一个人的食量顶得上好几位岳父。须知猪肉三百法郎一公斤，鸡蛋二十一法郎一个，而葡萄酒，我再说一遍，二百法郎一瓶。除此之外，天气又冷得邪乎，房间里零下四摄氏度，家里没有劈柴，也没有煤烧。惟一取暖的办法，就是插上电烙铁，在吃饭和空闲的时候，大家传来传去。但是每次岳父一拿到，就不肯放手了，必须强行抢下来，而且，面包、面条、蔬菜，偶尔吃点儿肉，也是同样情形。杜维勒和岳父总是争吵，吵得很凶，彼此尖酸刻薄，往往口出恶言秽语。岳父大发牢骚，说他每月交一千五百法郎就有权利，却没有吃饱，没有享受到舒服的生活。女婿就请他到别处享清福去，最后妻子忍无可忍，骂他没有教养。从前生活容易些，两个男人就很难相容，不过那时他们相互对立，还能从政治上找出堂而皇之的论调。他们一个拥护共和社会党，一个拥护社会共和党，而这样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在他们之间形成鸿沟，由此引起没完没了的争吵，也把其他所有争吵收纳了。不过，自从餐桌上没有红葡萄酒之后，在这个领域就争吵不起来了。那还是在战前，酒和政治相辅相成，彼此增光添彩。酒推动政治，政治推动酒，竞显雅量高致，共存共荣，又能高谈阔论。而如今，政治再也不能乘酒气升腾了，只好隐匿在报纸里。这样一来，抱怨、祈求、斗嘴和诅咒，就全掉了份儿，低就柴米的俗事了。杜维勒一家也同众多家庭一样，总是缅怀食品丰富的日子。孩子、母亲和祖父的梦想无不沉甸甸的，充斥着小血肠、馅饼、家禽肉、巧克力、各种糕点。杜维勒呢，他想的却是红葡萄酒。他想酒所抱的热忱，带有几分性欲，往往很猛烈，就感到整个魂儿都凝聚在喉咙，如同燃烧的一团火。他性情内向，对谁也不讲这种蹂躏他的酒渴，只是在孤寂的时刻，他沉浸在幻象中，眼前出现一瓶瓶酒、一桶桶酒和一升升红葡萄酒；他没有从幻梦中醒来，却突然后退几步，饱览这大批红酒，就感到气急败坏的怨声升到嘴边，如同抓住生命不肯放的垂危之人。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他又被渴望喝酒的念头折磨，躺在妻子身边睡不安稳，做了这样一个梦：将近早晨九点钟，他在昏暗的天光中出门去乘地铁。车站入口清静无人。检票口站着一名女职员，他认出是他妻子。她检了他的地铁票之后，以冷漠的态度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死了。”他伤心极了，几乎要叫起来，但是他控制住自己，心中暗道：归根结底，这噩耗我本来也可以晚些时候知道。我还是先去参加宴会。他沿着螺旋形的石楼梯下到地铁的内脏，便忘掉了自己的孩子。他走到第三层平台，前面一小块地方很黑暗，便走进一条隧道，只见洞壁人工砌的石头支棱出来。他见过的一名咖啡馆伙计站在一扇小门旁，给他打开了门。杜维勒进了门，来到一座照明不均匀的大厅里。一条条昏暗的空间淹没了部分墙壁，而有一道墙壁正在拆毁，透进一小片幽幽的天光，令他揪心。大厅中央摆了一张大桌子，桌上放满三明治和糕点。两个葡萄酒龙头，一个流白葡萄酒，一个流红葡萄酒，都流到平盘里。他不禁奇怪，但是没有丧失冷静。他为了开胃，猛喝了一口白葡萄酒，觉得没什么味道，又开始吃三明治，取一个夹奶酪的，心想这更能突出红葡萄酒的滋味。无论酒的浓度，还是三明治的味道，都不如表面给人的印象，杜维勒有点失望，开始怀疑自己怕是受了一场梦的戏弄。他还不愿醒来，又俯向平盘，像牲口那样开始喝红葡萄酒。他尽管用力吮吸，还是只能喝进口中一点点，品尝不出味儿来。他心里惴惴不安，又直起身来，回头瞥了一眼。餐桌另一端有三个大腹便便的肥胖男人，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那三张总统式的大宽脸挂着讪笑，正在注视他。杜维勒本想逃开，却发现自己脚下没穿鞋。于是，他开始胁肩谄笑，丝毫也不感到羞愧。那三人有一个站起来，没张口而对他说话，不使用语言，就把他的每个想法印到杜维勒的头脑里。“我们又富有又幸福，”那人沉默着说道，“我们生活在深处，在受苦并冒险的人世下面。为了更幸福一些，我们就多想别人的痛苦。我们经常装穷，装饥饿，装寒冷，装害怕，而且乐在其中。然而，什么也不如现实生活。因此我让你来了……”讲到此处，更确切地说，那个幸福的人想到此处，思想就开始混乱了，变得无法理解了。继而，他无声地，然而又雷鸣般地吼道：“骗子！您还戴着一枚金戒指，还有初领圣体的一只金表！都还给我！”几个幸福的男人都戴上军官帽，匆匆离开座位，而这时，杜维勒脚下有鞋了，他赶紧朝大厅里端跑去。在要被堵在墙角的当儿，他伸手从外套兜里掏出他老婆，自己尽量躲在老婆身后。可是这时，一道有格子的浓雾已经把他同追捕者隔开了，他又沿着格子雾走去，一直到格子化为镶铁条的窗口形状，他瞧见他老婆在里面正忙着卖地铁票、面包票和钢丝清洁球。他到老婆跟前没有收住脚，沿着下坡的通道走去，心里特别担心，想到他老婆在站台等着他呢。通道有几公里长，但是杜维勒没有穿行就走到头了，只因他头脑里解决了数目。到了站台，他再次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因为拱顶有好几个灯光区亮度不同，很不协调。正是在一次梦境中断时，他发现了自己的老婆。她身形淡淡的，看不真切，头戴一顶大得出奇的插羽翎的帽子，令他极不自在。他好几次扫视周围，深恐在乘客中发现他的处长。“你来拿着爸爸，”妻子对他说道，“他在篮子里呢。”杜维勒在妻子身后几步远，这时他看见岳父站着，双腿插进有四格酒瓶篮的一格里。老人站得很直，胳膊贴在身子上，头戴着非洲轻骑兵的红军帽。杜维勒倒没费多大力气，将篮子和里边装的货拎到站台边放下，他妻子也跟上来。他们三人等的地铁列车，对他来说变成一种巨大希望，使他心中充满不安的喜悦。终于听见隆隆的地铁声响，表明列车驶近了；不料从隧道驶出来的只是一趟微型车，能装进纸盒里那样的孩子玩具。巨大希望，又极度失望，一时心痛欲碎，五内如焚，他真以为自己要死了，呻吟着醒来。

        杜维勒再也没有睡着，直到天亮，头脑里总想着这场梦。一些细节，本已埋藏在他意识的幽暗角落，随着他思想而出现，逐渐明晰起来。在他看来，他这场梦的高潮，便是进入幸福生活的地下。这个星期日的一上午，他就一直受这梦境的困扰，不怎么答理他妻子和孩子，总想自己找清静，而且在干什么活儿的中间，会突然停下不动，以便倾听龙头的声响，以及葡萄酒从承盘落到承盘的滴答声。将近十一点，就像每星期天上午那样，他下楼去买食品。三天来就宣告要配给葡萄酒了；食品杂货店老板认为马上就到货，而杜维勒凭直觉，也推断上午能够配给。与他期待的相反，葡萄酒还没有到货，他感到极度失望，又像在地铁站台等来儿童玩具车那样。回到家中，妻子见他脸色大变，问他是不是觉得要得流感。在吃午饭过程中，他显得烦躁不安，又寡言少语。葡萄酒桶的龙头在他头脑里鸣唱，唱一支伤感的、揪心的歌曲。他吃饭没有胃口，也不喝什么。桌上放着一瓶水，清澈得令人反感。

        午饭吃了一半，杜维勒还在咀嚼夜里那场梦。他回想到装酒瓶的篮子时，猛然抬头瞧了瞧他岳父，无神的眼睛又放射出好奇而惊讶的光芒。他突然发觉老人的身形很有点儿意思。老人上身精瘦，窄窄的溜肩，脖子细长，顶一个红脑壳的小脑瓜，那副样子令他想道：“这回我不是做梦了，真像一瓶波尔多葡萄酒啊。”他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可笑，就设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他不由自主，总是偷偷地瞥他岳父一眼。那么相像，越看越让人惊讶。他那发红的秃顶，活似瓶装的葡萄酒。

        杜维勒要逃避这种幻象的纠缠，整个下午都出去了，然而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见到岳父，真是触目惊心，那么活灵活现。他总盯着看，最后也把老人看恼了：“我这脑袋一定挺滑稽，让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对了，也许您觉得我吃得太多。您觉得每月交一千五百法郎，吃这白菜根、老土豆和冻胡萝卜还不够。哈！哈！哈！”

        女婿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他低声下气，结结巴巴地表示歉意。大家已经习惯他一听这话就激烈反驳，见他语气发生这种变化，都深感意外。饭后，几个孩子围着姥爷玩耍，有时推搡他两下，杜维勒忙说孩子，这种关心的态度同样令人诧异。

        “瞧你们，”他申斥孩子，“不要这样摇晃他，让他好好休息吧。”

        他又一夜没睡好，总做噩梦，但是既没有梦见葡萄酒，也没有梦见岳父。他起了床，有生以来头一回感到烦，不想上班。往常，他挺高兴上班，像许多男人红着脸承认的那样，比起家里来，他更喜爱办公室的气氛。这天早晨，他很想呆在家里，觉得家庭生活突然增添一种说不上来的魅力。他已经到门厅，正准备出门，忽听一声呻吟。他还未弄清楚是从哪儿传来的这声呼唤，就跑向他岳父的房间，只见老人脸朝下平摔在地板上。他刚才走路绊了一跤，跌倒时头磕到了五屉柜的一角。女婿颤抖着将他扶起来，搀到卫生间。鲜血从眉眶的一处小伤口流出来，杜维勒一时愣住了，两眼圆睁，看着这悦目的红色液体，真像龙头里流出的高级红葡萄酒。他妻子赶来，才把他从出神凝视中拉出来，就在妻子忙着擦洗伤口的时候，他咕哝了一句：“幸好只碰到瓶塞旁边，还没有多大关系。”

        从这天起，艾蒂安·杜维勒怀着极其厌恶的情绪去上班了。他在办公室度过的时刻，充满了惶恐不安；觉得总也熬不到头，因为他担心自己不在家时，岳父别被打碎了。下班时间一到，他就跑去乘地铁，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回家，问道：“姥爷好吗？”他见没事儿才放下心来，赶紧到老人跟前，对他关怀备至，一会儿请他坐到扶手椅上，一会儿给他放个靠垫，见他稍微走动就注意看护，让他当心哪一扇门，总之千方百计让他生活舒服些。老人也明显感觉这种脾气的转变，也相应在小事上关心对方，结果现在一种和睦的气氛笼罩着家庭。不过，老人有时也隐隐感到一点疑虑，尤其他看到女婿手里拿酒瓶起子，围着他打转。

        “行了，艾蒂安，”他终于问女婿，“真见鬼，您干吗总拿着这个瓶起子？根本没用呀。”

        “您说得对，”杜维勒附和道，“这太小了。”

        他心里万分遗憾，又去厨房将起子收回抽屉里。

        一天中午，杜维勒从办公室回来，在地铁站遇见一个同团的老战友，都是在一九四○年退役的。在当兵的生涯中，总能喝上几瓶佳酿。老战友在随便回忆中，又提起他们在一个被遗弃的酒窖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吧，莫罗中士，他是怎么起酒瓶子的吗？用炉钩子，啪的一下，瓶颈就齐肩断掉。”杜维勒满脑子装着这些往事，回到家人中间。他暗暗高兴，而且喜形于色，两只眼睛都微微鼓出来了。

        “姥爷好吗？”

        “咕咕。”老人亲口回答，同时脑袋从门缝儿探出来。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然后准备吃饭。等他岳父坐下之后，杜维勒右手操着火钩子，走到老人跟前。

        “您别动。”他说着，就用一根手指托住岳父的下颌。

        老人还傻笑着，杜维勒退后一步，好能拉开架势，他举起胳膊，照老人的脖子狠狠一火钩子。这一击很重，但还不至于要命。倒霉的老人惨叫一声。杜维勒太太和两个孩子又叫喊，又哀求，企图把他们劝开。可是，杜维勒看到了红葡萄酒。幸而邻家一个男人闻声跑来，冲进餐室。这个疯子以为看到进来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又转而对付他特喜爱的勃艮第。可是，他这下子碰到了硬茬儿，很快就泄气了。这时，他逃出屋子，飞快地下楼，手上还牢牢握着火扦。街上等待他的是一种奇妙的景象。几十瓶又几十瓶葡萄酒，各种各样的品牌，在人行道上散步，有的形只影单，有的则排列起来。一时间，他的目光友好地跟随可爱的一对：一瓶矮胖的勃艮第和一瓶长颈精酿阿尔萨斯。接着，他又瞄住一个流浪汉，从那满身尘土的样子就能看出来，他靠近前，一火扦将那人打昏。几名美国兵经过那里，终于把他制服，送到警察局。他在警察局里，还表示渴望喝下警官。

        据最新消息，杜维勒被关进疯人院，看来不会很快出来，因为医生把他放进维泰勒温泉里。对他来说，所幸我同他妻子和岳父很熟，希望能很快说服他们，将患者送到阿尔布瓦乡，交给一位名叫艾蒂安·盖里约的葡萄园主。盖里约经历了值得讲述的种种奇事，最终也嗜酒了，结果真的浑身颤颤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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