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回国了，先在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英文和语言学。在莱比锡时，我已读了许多的中国书，并努力研究中国语言学，颇有所得，因在莱比锡和柏林两地都有很好的中国图书馆，而由后一处又可以邮借所需的书籍来应用。盖自任清华教席之后，我即努力于中国文学，今日之能用中文写文章者皆得力于此时之用功也。

        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恒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的分子。那时北大的教授们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我是属于后一派的。当这个周刊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之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那里真是一个知识界发表意见的中心，是知识界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警察雇用一班半赤体的流氓向学生掷砖头，以防止学生出第三院而游行。我于是也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棒球技术了。我以前在外国各大学所错过的大学生生活，至是补足。那时，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国民党也是学生运动的后盾，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有几位要人便是当年学生示威运动之主脑和领袖。

        在这时期还有两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围堵请愿的学生，枪杀两位女生及伤残五十多个学生。他们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铁链，等候学生抗议游行到执政府，然后关起外门挥鞭动剑，在陷阱中置他们于死地。那时的情景值得一篇特写文章。我个人亲见一个女生（刘和珍）于下午一点钟时安放在棺木内，而在十二点时，我还看见她欢天喜地的游行和喊口号呢。还有一宗大事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出殡——这事令我震动于心比其他甚么事都厉害。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狗肉将军张宗昌长驱入北平，不经审讯而枪杀两个最勇敢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那时又有一张名单要捕杀五十个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讯息外传，我即躲避一月，先在东交民巷一个法国医院，后在友人家内。有一日早晨，我便携家眷悄然离开北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厦门大学惹起一场大风潮，直至我不能再在那里安身，就于民十六年春间离开，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我不能不把这一章纪事删去，只能说我那时身任外交部秘书，住在鲍罗庭的对门，不过我还没有见过鲍罗庭或汪精卫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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