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军委空军曾决定我任沈空政委。原政委黄立清将调至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但是不久，在东交民巷召开空军全委会时，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政委余立金向空军司令刘亚楼提出要我到南京空军任政委，因余立金已定为军委空军副政委。刘亚楼和军委空军政委吴法宪同意了聂、余的建议。当征求我的意见时，还是那句老话，“服从组织分配”。

        全委会结束后，我回到空二军军部传达了全委会精神并安排了下一年的工作，又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征求大家对我在空二军工作期间的意见。同志们没提出批评意见，说了许多好话，显得依依不舍。我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有所顾虑，想采用其他方法再征求意见，但南京空军已派人前来迎接，我只好离开共同工作了几年的空二军干部和战士。我劝秘书和警卫员留在了原部队，我只身赴任。

        我先到沈空，向黄立清政委、黄玉昆副政委详细汇报了工作并征求其意见。他们很含蓄的说了些客套话，对空军改变了原来决定感到有些不可理解。

        途经北京时，吴法宪和夫人设家宴招待我。席间，他向我作了说明：空军全委会上同意你去南空后，沈阳军区空军再三提出意见，要留你在沈空工作。但南京军区空军坚持更充分的理由，一是南京方面处于沪、杭、宁三角地域，经常要面对蒋介石空军袭扰，长年处于备战状态，稍有疏忽，上海等重要城市就要受到破坏，影响全国的经济建设。空军必须派出得力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需要作风艰苦朴素并善于调解各种关系的干部去工作。所以当时决定你到南空，你暂任副政委兼副书记。余立金调军委空军任副政委的命令已呈报军委还未批下，因此先这样过渡一下。接着，他又将聂凤智司令员的情况向我作了简要介绍。聂解放上海时是二十七军军长，作战勇敢、指挥有素。抗美援朝时，曾在安东（今丹东）前线指挥空军。希望你俩工作上配合好。我表示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

        1962年10月3日我到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到聂凤智（司令员），余立金（政委），高厚良、蔡永（副司令员），王绍渊（主任），顾前（参谋长），王明礼、周正勋（副参谋长），朱火花（工程部部长），李果（后勤部部长）等30余人的热烈欢迎。余立金致欢迎词。我也表了态。

        我独自住进西康路37号院内。由于没有带随行人员及家属子女，按规定南空应派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和司机来照顾我，但我不愿单独起伙，就在空军司令部大院飞机楼首长灶上吃饭。既省了麻烦大家，又便于接近群众，抓紧时间，了解、熟悉情况，还能在足球场锻练身体，做到早上班晚下班。我分秒必争地到军、师、团和各分散地的雷达部队以及海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很快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大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南京空军部队的空四军、空五军、轰炸机八师、高炮部队、导弹部队、雷达部队、探照灯部队及通讯部队等，大分参加过抗美援朝，建树过功勋。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受到过党和国家的表彰奖励。这些部队倍受重视，分别驻防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安庆、合肥、南京、徐州、芜湖等华东重地。部队所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达到不漏敌情、不失时机、少摔飞机、不跑飞机的工作标准，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八师曾发生的犯罪行为就是某负责人在蹲点时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所致。而江西导弹部队击落由台湾窜入大陆的蒋军U2高空侦察机，就是因为该部队平时注重既抓思想又抓业务，使部队随时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能及时掌握敌机的航向、高度、进度、性能，协同作战，将来犯之敌机一举击落。U2飞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曾送北京展览，轰动一时。

        1964年，南京军区空军召开了高炮会议，我作了《红与专辩证关系》的报告。中心意思是，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战斗力，如果一个部队打不好仗，消灭不了来犯之敌，怎能算是一支好部队。对于高炮部队要求在一瞬间测得精、瞄得准、开炮快、打得着、省弹药，这就必须具备过硬的技能、技术。为此就要天天练、时时想。学才能熟，练才能精，这样才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高炮的威力，尽到一个战士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不勤学苦练，掌握不了高精技术，阻止不住敌机的骚扰，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即使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时时背诵革命条文也不能说明是思想红，更不能说明是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高炮部队就是以先进的思想挂帅，促进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做到开炮准，一炮定战局。帅好兵强，又技术精良，每战必捷，这是高炮部队务必遵守的信条。思想先进和业务精良，两者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偏废不得。

        高炮部队担任着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重大责任，要确保全国人民劳动、生产、建设、生活不受侵犯，就势必常年累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是丝毫不能麻痹大意的。

        我的讲话得到聂凤智、刘奠西等军事干部和与会人员的赞同。但有些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于强调“红与专”统一持异议，我察觉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已对我不满。

        1965年5月我到杭州空五军检查工作，发现飞行部队、地勤部队疏于正常的军事训练。不去提高飞行技术和飞机维修水平，而是整天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四个第一”、“白专道路”等等。若长此以往，怕是真要变成“空”军了。眼看着飞行员们、地勤战士们将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口头上、笔头上，我的心情又焦急又沉重。我认为这简直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到南空任职以来，我同一些人在思想与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我坚决反对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变成取悦上级，取悦某些政治思潮的假、大、空的“花架子”，这样下去对部队建设危害极大，也背离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我没有屈服过压力，也深知坚持下去的可怕后果，但是，我顾不了个人得失，我到空五军各部队做了专题报告，主要讲作为空军的指战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谁飞，二是如何飞。谁都知道是为祖国、为人民飞，也都知道必须起飞好、飞得快、打得准、落得稳。也明白必须经过长期不懈地训练才能达到全天候飞行员的标准。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整天坐在屋子里抄报纸上的文章、做空洞的表态，能不能解决飞得好的问题。每当说到此，各场听报告者异口同声说：“不能”！我问为什么不去训练飞行课目？回答是“江腾蛟政委这样指示的”。我知道江本人未必能私自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有大人物撑腰，情况显然很复杂。

        我从正面做工作，强调飞行课目之训练必须坚持，必须精益求精。并以大庆油田为例，说明如果油田因为技术、操作问题而打不出油，或出不了好油，对国家做不出应有的贡献，凭什么被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标兵，难道只凭会高喊口号吗？如果飞行员由于业务不精通、技术不熟练而放跑了敌机，凭什么认为你思想过硬？政治挂帅与业务学习、技术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一一即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者解决人生观、世界观，解决为什么、为谁而奋斗的问题；后者解决以什么手段用什么本事去服务的问题。政治不挂帅，就会盲目；业务不精通，就会失败。政治挂帅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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