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昭和时代终于结束了，又拉开了平成时代的帷幕。许多国民参加了昭和天皇的丧葬仪式，有的人还流了眼泪。许多新闻报道机构，只知道赞美昭和夭皇，却不知道应该追究一下天皇的战争责任。当时，我们联络会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天皇的军队》，有一家自诩为“日本的良心”的报社，竟拒绝登载我们这本书的广告。可是，昭和天皇作为发动战争的最高负责人，并没有向被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谢罪就去世了，这难道不是凡有良心的人都不应该忘却的事实吗？

        战争结束后，已有40多年的岁月流逝了。在日本，不知道那次战争的人愈来愈多。所以，有人可能会说“现在还谈什么战争！”可是，我们是忘不了战争的，我们也强烈希望日本国民都忘不了那场战争。

        对于包括我的子女在内的年青的一代，我们不希望他们经受父辈体验过的痛苦——那沉重的罪恶感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对那场战争没有一个正确的反省，日本就会脱离国际社会，其前途必然是很危险的。

        我文字毕业以后，在文部省和学校当了两年职员，1941年7月应证入伍加入佐仓的军队。当时，我只有29岁。第二年，成为中国华北派遣军第59师的士兵，跨海西渡到中国。为了使日本能够对中国的山东省实行军事统治，我是很卖力气的。

        我在111团团部当了三年治安股的助手，后来调到机枪连，在新兵教育股当了助手。当时，我是个陆军伍长，在营长的命令下，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年6月，我们111团接到师部的命令，到青岛郊区的索各庄去修筑阵地，目的听说是防备美军从这里登陆。当时，我在团部所在地新泰担负新兵教育任务。新兵教育一结束，我负责把他们送回索各庄去。从泰安到济南，再到城阳，都是乘的货车。从城阳到目的地索各庄还有100公里，要冒着酷暑和八路军布下的地雷阵的危险进行急行军。

        为了阻止我们的入侵，八路军在这里布下了地雷阵。地雷，多是在石头里或玻璃瓶于里装上炸药而制成的土地雷，所以，我们师里的工兵营用地雷探测器也探测不出来。无计可施的部队指挥官想出了一条毒计，下了一道命令，让随军搬运器材的中国民工去“踩地雷”，就是说，把人当成地雷探测器。中国民工被赶到队伍前面去，站成20米的横排，身后是一排日本士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逼着他们向前走。这样一来，日军就可以在他们后面安全地行军了。这样做的结果，有四五个中国人被地雷炸死，他们的尸体被抬到路边上，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索各庄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个小村庄宿营。村北是几百米的高山，村东是一片丘陵地带，村西南，是一片长着许多杨柳树的河川平原。一个连的士兵被派到村东的丘陵地带修工事。他们把村里每家的门板都摘下来，又把村西南的杨柳树锯倒，再弄些砖头和石头，在那里修筑战壕和掩体工事。部队来了以后，把全村的粮食、食品、鸡、猪等等都搜刮得一干二净，吃进肚子里。

        这次把新兵集中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接受营长的检阅，战地的检阅，通常是以射击和沧剑术为主要科目，而这次却跟往常不同了。营部传来的命令说，这次的检阅，除了射击之外，就是“刺杀活人”。

        检阅那天是6月12日，天空中一丝云彩都没有。午前，在村南的平地上检阅了射击；午后，就是“刺杀活人”了。

        当时，营里正关押着三十几个中国人，都是没来得及逃跑的农民。营长命令把这些人分配下去，每个连四五个。我带着一个警卫兵，把分配给机枪连的四个中国人带到营部。

        村东头有一片庄稼地，那里已经打好了四根木桩，旁边各挖好了一个深坑。这片地四周，又派出了一圈警戒哨。看到这种情景以后，四个中国人的脸色变了。他们纷纷说道：“我是个农民，放了我吧！”“我不是八路军，别杀我！”其中，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放我回家吧 ”

        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位少年，在生的最后时刻，还对日本兵的良心存有奢望，不断地哭诉着。“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然而，我又满足不了少年的愿望，即使搭上一条命我也救不了他啊。我的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这时，在我的心里，就形成了“战争是不人道的产物”这样一个概念。不一会儿，这四个中国人就被绑到四根木桩上了。

        午后的检阅开始了。营长热田胜利大尉骑着马，趾高气扬地来到了现场。

        我作为教育股的助手，把新兵带到离那四个“活靶子”大约100米的洼地里，向他门介绍“敌情”说：“前面的几个人都是敌人，必须杀死他们！”然后，我向四列纵队排头的四个人下了命令：“出发！”

        四名新兵飞快地爬上坡去，这时教官池田准尉喊了一声：“冲锋！”半疯狂状态的新兵端着刺刀向前冲去，有一个摔倒了，有一个人跑到“活靶子”面前就停下了，另两个人也不知怎么办好了。“混蛋！那是敌人！刺杀！”听到教官的怒骂声，新兵们好像清醒了似的，瞪大了眼睛，向前方刺杀了。可是，刀尖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不是向左就是向右，总是刺不到要害部位。“好啦！”听到这声命令后，他们才停止刺杀。

        第二排的四个人出发了，情形也和第一排一样。如此这般，刺杀活人的检阅，终于结束了。这时，夏天大地上的落日变成了血红的颜色，同时照耀到不停地叫喊、呻吟的中国人和脸色发青的日本新兵的身上。又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中国人被刺得混身上下鲜血淋漓，失去了生命，而那些日本新兵都是面色苍白，失去了血色，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当天晚上，连里为新兵举行宴会，老兵们说：“这回，你们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士兵了，祝贺你们！”可是，新兵们一个个都是目光呆滞、表情阴郁、深陷于痛苦之中，直到最后，也没露出一丝笑意。

        在中国被关押的第五个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掀起了“认罪运动”。所有的人都但白了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全部罪行，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示深刻的谢罪。

        我曾经受过大学教育，还自认为是一个“进步分子”，所以，我说过“我对当时的战争政策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也对日本军队的兽行而感到愤怒”，我还说“战争与战争罪恶的责任完全在天皇以及那些追随天皇的发号施令者”等等。说这些话，实际上是想完全逃脱自己的战争罪责。通过战犯管理所的学习，我才逐渐地认识到，不正是我本人带着刀枪侵入别人的国家干尽了坏事吗？我本人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吗！

        1956年9月，作为战犯的我，被免予起诉遣返回国了。一想到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复活了，我就感到自己的罪责是终身的，是无法解脱的。我应当以被害者的愿望为己愿，就是说，要消灭不正当的战争，要争取世界的永久和平。我们应当以被害者的心比自己的心，决不允许日本再次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

        今天的日本，不仅公然使军事预算超过了国民经济总预算的1％，还开始巧妙地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天皇被美化了，旧国歌还在高唱，旧国旗还在高高飘扬。我们这些战犯，实际上都是当年“天皇制”国家的受害者，我们决不允许日本再回到旧国家体制上去。我们日本国民，必须严肃地批判天皇制，批判昭和时期的“战争道路”。一定要明确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也要明确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共同以谢罪的心情复归国际社会。我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作者简历：

        1931年在佐仓入伍；1932年作为日军第59师的士兵来到中国山东省，后任第59师下士官。1956年9月，被中国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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