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黄遵宪《留别日本诸君子》诗云：“十分难别是樱花。”我访问日本的时候，花事已过，令我惜别的是日本学者醇厚的友情和浩如烟海的近代史料。

        1985年5月14日，我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之邀，前往该所访问，先后到过京都、东京、大阪、神户、广岛、冈山等地，至7月22日归国，共历时70日。

        

在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是日本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下分日本、东方、西洋三部，设有日本思想、日本文化、日本社会、中国思想、中国社会、东洋考古学、现代中国、西洋思想、西洋文化、西洋社会、文化交流史、历史地理、艺术史、科学史、宗教史、社会人类学、比较文化、比较社会等研究部门。我到达该所东方部的时候，首先感到惊讶的是研究班之多。如中国贵族制社会、古代中国的科学、六朝隋唐时代的佛道论争、中国文明的诸源流、石刻资料、现代中国、国民革命等问题，都各有一个研究班，这类研究班设班长一名，除所内研究人员外，京都以至外地的大学教授、讲师、助手、研究生都可以参加。以国民革命研究班为例，成员即来自京都、大阪、神户、冈山等地的20所大学。我近年来研究国民革命，在京都期间多次参加该班活动，深感这是一种好的学术组织形式。

        国民革命研究班班长为狭间直树。他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也长期从事中日友好运动。我到日本后，多次听到过他在50年代，和小野信尔等为接待中国社会科学家访日而在民间募捐的感人事迹。他先后参加或主持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国初年的社会与文化等研究班，著有《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五四运动研究序说》等书，是日本中年汉学家中的佼佼者。班员中除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伊原泽周、小野信尔、石田米子等人外，还包括各方面的专家，竹内实教授既精通中国近现代史，又精通中国文学，曾主持编辑日本版《毛泽东全集》，目前正在翻译《鲁迅书信集》。古屋哲夫是日本史专家，小野和子是明清史专家。班员中还包括一批年轻的新秀：森时彦，长于研究近代中国的棉纺织业和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河田悌一，以研究乾嘉学派和章炳麟著名；松本英纪，是知名的宋教仁专家，目前正在翻译《宋教仁日记》。其他如北村稔、岩井茂树、江田宪治、村田裕子、林原文子等，也都学有专攻，成绩斐然。江田宪治原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国民革命时期广东工人运动所做的研究，其深入、细致程度在我国也是罕见的。他是人文科研所大有希望的新一代。研究所鼓励所员扩大研究领域和知识结构，规定每人至少参加一个研究班。狭间直树教授参加了国民革命、明清史两个研究班，并且参加中国现代论争资料和东洋学文献类目的编纂。

        国民革命研究班每星期五活动半日，主要内容为发表研究报告。班员们分工合作，仔细研究了《先驱》、《长沙大公报》、《新月》、《上海总商会月报》、《西北》、《建国月刊》、《四存月刊》、《新时代》、《人文》、《银行周报》、、《工人之路》，以及英国外交部文件（F. O. 317）、《密大日记》等报刊和档案，一一作了评介。其他在班上宣讲的重要成果有：《清末民初的日中思想交流》、《国民革命与黄埔军官学校》、《国民革命时期的论争》、《国民革命诸问题》、《河北农村社会》、《北伐时期日本报纸对中国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教育思想》、《孙文的民生主义》、《孙文思想中的民主与独裁》、《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国民革命时期的广东工人运动》、《辛亥革命前夜的民族危机感》、《中国共产党的国民革命论》、《南京事件与日本的对策》、《安徽、江西初期的农村合作社》、《辛亥革命后的浙江会党与共进会》等。每次报告都指定专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质询。所有与会者也都是质询者，可以自由地提出各种问题。最后由报告者答辩。尽管班员中包含老、中、青三代，有些还有师生关系，但讨论起问题来却人人平等，既严肃认真，又融洽和睦，充满着学术民主气氛。发表的意见大都开门见山，明确扼要，绝无“很受教育”、“很受启发”一类俗套，也绝无说了半天而别人仍不得其要领的情况。这种讨论既可以扩大与会者的研究视野，也有益于报告者思考的深入，个人与集体的智慧都得到较好的发挥。在此基础上，再由报告者执笔，写成专文或专著，集合起来，就是一部文集或一组彼此联系的丛书。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研究班都曾以这种形式产生丰硕的成果，相信国民革命研究班也必将如此。

        国民革命研究班的全部资料都公开。班员个人收藏的各种文献也都可以互相借阅，毫无保留。狭间教授的书房里，从地板到天花板，层层叠叠地堆积着各种图书和资料。狭间教授告诉我，这里的资料你都可以翻阅，也都可以复印。我在京都阅读的日本外务省文书拷贝，是向松本英纪教授借的；旧海陆军关系文书拷贝，是向古屋哲夫教授借的。他们的无私精神使我感动。

        在京都见到的著名学者还有贝塚茂树、岛田虔次、井上清等，都已经退休，但均因有突出贡献而被授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贝塚茂树是中国古代史专家，又是日本当代少有的中国书画的收藏家。承他盛情，向我和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展示了李唐《江村渔乐图》、文徵明《夏景山水》、徐渭《花卉图》以及林则徐的书法等大量珍品。岛田虔次是中国思想史专家，从朱熹、王阳明以至孙中山，都有精深的研究，学问广博，但却虚怀若谷。我在国民革命研究班讲学的时候，他特意从宇治市赶来参加，使我十分不安。井上清是日本近代史专家，中国历史学界的老朋友。年事虽高，却仍壮心不已。1987年是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他正和小野信尔、狭间直树、吉田富夫等一起，筹备于当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见面那天，他非常高兴，谈兴很浓，话题很广。他谈到资料鉴别问题，特别指出日本有些资料靠不住，例如一·二八淞沪之战有所谓日军三勇士的说法，曾经喧腾一时，其实是假的。

        我和北京大学的严绍璗同志曾联合在京都大学作过一次公开讲演。事前，《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两家大报都发了消息，听众来得很踊跃，气氛也热烈。我介绍了国内民国史研究的现状和我们所遵循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事后，竹内实教授曾以《中华民国史的新风》为题，撰文在《京都新闻》上介绍这次讲演。它说明，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工作已经愈来愈多地为国际学者所重视和理解。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丰富，尤以所藏汉籍最为著名。其中包括原中国藏书家陶湘，日本藏书家村本英秀、中江丑吉、松本文三郎、内藤虎次郎、矢野仁一等人的藏书，颇多外间少见的善本和珍品。我因时间所限，阅览范围限于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有关的典籍、杂志、档案等，其重要者有：

        1.《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原件藏于东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为复印件。它包含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大量史料，是一座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富矿。

        2.《旧海陆军关系文书》。原件藏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其中陆军部分八万三千册，海军部分三万三千册，大部分已摄成缩微胶卷。甲午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都有所反映，其利用程度较《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尤低。

        3.《密大日记》，日本军部档案，原件也收藏于防卫厅战史室。从人文科学研究所已复印部分看，主要反映1921年至1926年时期中国军阀的情况。

        人文科学研究所还广泛地从欧美、苏联等地收集资料。例如《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与《中国共产主义关系文件集》，都是从美国购进的缩微胶卷。前者为当时人从报刊所抄辑的文选，某些报纸在我国国内已无法寻觅。后者辑录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文献和出版物，有不少稀见或难见的资料。又如《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是瞿秋白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向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提供的文件，系竹内实教授从苏联复印而来。目前国内仅发表了个别章节，其全文尚秘藏于个别档案馆内，一时也还难以见到。

        

东京十日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研究中国的学者多，学会多，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中国史料也多。在东京的十天，是我访日期间最忙碌、紧张的日子。

        见到的第一位学者是东京大学的近藤邦康教授。他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驰名，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等书。目前正在研究毛泽东。他听说我这两年正在研究国民革命，因此特邀日本外交史专家坂野润治教授一起见面。坂野教授带来了一堆卡片，阐述了他对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等问题的看法，热情可感。在近藤邦康教授的主持下，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一批年轻学者。其中，坂元弘子研究谭嗣同，原岛春雄和阿川修三研究章太炎，佐藤丰研究《国粹学报》，大里浩秋研究光复会，村田雄二郎研究李大钊，藤井省三研究鲁迅，砂山幸雄研究民国史，田岛俊雄研究中国农业。

        与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藤井升三、中村义等四位教授见面是在辛亥革命研究会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们四人都是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的中坚人物。该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近年来会务日益发展，大体上每月举行例会一次，先后发表的学术报告有《朝鲜近代史与中国》、《在日华侨与革命运动》、《黄兴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女学生》、《刘思复与辛亥革命》、《清末直隶之谘议局与地方议会》、《中国国民会与辛亥革命》、《中国国民党的革新与改组》、《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孙文的铁道论》、《宋教仁与日本》等。该会自1981年起，创办《辛亥革命研究》杂志。从已发行的几期看，学风扎实、细致，重视资料的收集和考订。在闲谈时，我曾问及该刊的经费是怎样解决的。久保田教授笑着说，这是个秘密。小岛淑男教授则告诉我，是他们几个人分摊的。

        野泽丰教授也出席了座谈会。他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主持人。该会起源于1964年的《向导》读书会，成立以后，以研究国民革命为主，其成果已汇集为《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一书。近年来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在例会上发表的学术报告涉及广东政府、武汉政府、北京政府、张学良东北政权、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汪伪政权、国民党改组派、美中关系、李德、唐生智、陶行知、马寅初等多方面的问题，可谓洋洋大观。该会的刊物为《近邻》，由野泽丰教授个人发行。

        山田辰雄教授是东京民国史研究会的发起人，国民党党史专家，著有《中国国民党左派研究》等书。在我去庆应大学访问的时候，他告诉我，现已担任该校地域研究中心副所长，正在实施一项研究近代中国人物的规模颇大的计划，民国史研究会的工作，已转请明治学院大学横山宏章教授负责。应山田教授之邀，我参加了民国史研究会的一次例会，由青年学者石川照子女士作《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学术报告。在山田教授陪同下，我还参加了滔天会的一次学术活动，该会因纪念宫崎滔天而成立。那天的会议由久保田文次的夫人久保田博子女士主持。她是宋庆龄日本基金会的事务局长，研究宋庆龄的专家。会议的报告题目为《孙文与宋庆龄》。在日本，宋庆龄研究正在逐步兴起。

        东京的青年学者中，久保亨、藤井省三、深泽泉等三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保亨是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长于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他参加了好几个研究会。某次，他送我到达民国史研究会的会场后，就匆匆告别。原来，他还要赶去参加另一个研究会。藤井省三是樱美林大学副教授，他和村田雄二郎、代田智明、坂井洋史、陈正醍等几个年轻人组织了《新青年》读书会，自费出版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刊物《猫头鹰》。刊物从内容到装帧都很精彩。深泽泉在中国研究所工作，热爱中国，热爱北京，我的访问得到她很多帮助。

        我在东京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档案馆里。

        国会图书馆。这是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但阅览则极为方便。进门时，只需填一个小条，领一个徽章佩在胸前，就可以通行无阻。馆内的宪政资料室收藏着近二百个日本各界头面人物的档案，如伊藤博文、井上馨、桂太郎、山县有朋、西原龟三、宍户玑、阪谷朗庐、小川平吉、寺内正毅、斋藤实、伊东己代、宗方小太郎、上野景范、宇垣一成、宫岛诚一郎、大木乔任、安藤正纯、花房义质等人，都和近代中国历史有密切关系。有些档案，例如田中家文书，原件藏在山口县文书馆，但宪政资料室藏有全部复印件。入藏档案全部有详细的目录，包括件名、时间，甚至还有内容提要。目录完全开架，可以自由取阅。我到了这里，真有如入宝库，目不暇接之感。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工作人员服务好，效率高。我有时几十分钟就要调换一次档案，心里直嘀咕，怕工作人员嫌麻烦，但他们每次都微笑着接待我，两三分钟内就将新档案送到面前。其中广濑顺皓先生尤为热情，他精通业务，经常告诉我，哪种档案已经出版，哪种档案京都有缩微胶卷，哪种档案内有中日关系资料，哪种档案还有一部分归私人收藏，等等。这里的复制也很方便。读者只需填写一张申请书，保证不将资料出售、出版、转让、再复制，在引用时注明国会图书馆收藏即可。个别档案，如田中家文书、山县有朋文书，则须征得原收藏者同意。

        还应该提到的是，为了方便读者，图书馆内设有规模很大的快餐部，读者中午不用出馆，即可用餐。

        外交史料馆。收藏日本多年来积存的外交档案，也许是目前日本最大的国家档案馆。由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已将其主要部分摄成缩微胶卷，因此，我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收罗其余部分。虽所费时间不多，但仍然得到了大量清末留学生和中国革命党人的资料。

        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东洋学收藏中心。我在这里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一套《中国国民党周刊》，它是研究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史料。国内收藏不全，东洋文库仅缺一期，两者相合，就成全璧了。这里还有一套从美国购进的香港《华字日报》胶卷，对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很有用处。此外，哈佛图书馆编辑并拍摄的《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汇编》虽是剪辑旧报，但也包含着不少珍贵史料。其他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务月刊》、《蒋中正叛党祸国之罪恶》（1930）、《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李之龙）等书刊，国内也均不易见到。

        明治文库。这里收藏着大量明治时代的出版物，也收藏着多种日本头面人物的档案。我在这里查阅了有松英义、梅屋庄吉、宗方小太郎等几种，均已摄成缩微胶卷。

        东洋文化研究所。该所收藏中、日、朝文图书近三十万册，中文杂志一千三百余种，其他重要资料有殷代甲骨、中国历代古钱、瓦当、古镜、兵器、铜器、玉器、土器、古砖、俑、佛像、衣饰等文物，以及中国绘画、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档案，其中，甲骨、绘画、中国土地问题文书等，已分别编为图版、图录、目录，公开印行。这里的满铁调查资料尤其使我感兴趣。当年的这个“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问题调查之广、之深，实在使人惊愕。例如对浙江财阀，不仅调查了它的起源、发达史，经营的各项事业（纺织、煤、五金、航运、绸缎、缫丝、银楼、砂糖、药材、人参、棉花、布匹、米谷、家具、调味、染料、金融），而且调查了这一财团的七十多个人物，分析了它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推断了将来。又如对国民革命现状的调查分国民党、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社会运动等专题。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这一专题中，包含共产党运动、国共合作史、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武汉政府统治下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土地公有问题及其经纬、湖南土地问题、反共产运动抬头、国民党驱逐共产党的理由及其对策等多方面的内容。调查完成得很快，仅仅在汪精卫“分共”之后一个半月，一份标有密件印记的长达250页的《满铁调查资料》第66编即已印出。

        庆应大学图书馆。庆应大学是日本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因此藏书也极为丰富。我因时间匆促，只在书库走了一圈。承山田辰雄教授相告，有一册《湖南自治运动史》，其中收录了毛泽东早期的几篇文章。后来山田教授访华时，又承他惠赠该书复印件。此书国内虽有收藏，但也不易见到。

        在东京期间，还访问了宫崎滔天旧居。同行者有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国研究所的深泽泉女士。承宫崎智雄、宫崎蕗苳夫妇盛情接待。宫崎旧居还保存着中国革命党人的书信四百余通。大部分都还没有发表过，均已由中国学者何子岚先生进行了整理。其他珍贵报刊尚在清理中。

        本来还有许多资料想看，宫岛诚一郎的后人宫岛吉亮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士也还有待访问；另外，日本有“不到日光，不配见阎王”的说法，我也想去这个久已闻名的胜地看看。但是，都不行了，在京都还有讲学的任务，只好匆匆离去。

        

神户与冈山的一瞥

        在神户和冈山都只停留了一天。

        神户有一个孙文研究会。会长山口一郎教授，是多年研究孙中山的专家。该会自1982年起筹备，1983年9月15日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收集、发掘、调查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对孙中山以及日中关系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学术研究，刊行有关成果。筹备以来，在例会上发表的学术报告有《辛亥革命与神户华侨》、《南方熊楠与孙文》、《末永节与孙文、黄兴》、《孙文与神户》、《台湾的孙文研究》、《铃木久五郎与孙文》、《孙文最后的北上——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等。该会计划创办《孙文研究》和《孙文研究会会报》，后者已发行两期。目前正在发行的日文本《孙文选集》（全三卷）也是该会的产品。它由伊地智善继、山口一郎二人监修，是京都、大阪、神户地区十多名研究者多年合作的产物。

        神户还有一座孙文纪念馆，是在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先生等人支持下，由山口一郎教授一手操办起来的。馆址在舞子海滨的移情阁，原为神户侨商吴锦堂的别墅。风景优美，登阁遥望，万里海天，尽收眼底。馆内陈列着孙中山各个时期的文物和山口一郎教授珍藏的孙中山研究资料，颇多精品。以少数人的精力而能办起这样的纪念馆来，确非易事。

        神户的华侨博物馆也很有名。承孙文研究会和京都大学国民革命研究班盛意安排，我在该馆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为《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报告后，得到与会京都和神户两地的学者们热情指教，使我获益匪浅。

        冈山是郭沫若的留学之地，但我去冈山，则是为了拜会冈山大学的石田米子教授。她以研究光复会著名。承她和好并隆司教授盛情接待，又蒙佐藤智水教授不辞劳苦，驾车陪我们参观犬养毅纪念馆等地。犬养毅是冈山人，纪念馆就是他当年的住宅。这一天并非开放日，但工作人员破例接待了我们。冈山县政府并派小出公大和山本光德两位先生前来陪同。当我在陈列柜中发现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毕永年、熊希龄等人的手札时，小出先生问我想不想拍照，这使我大喜过望。小出先生亲自从柜中将手札取出来为我拍照。胶卷不够了，山本先生又亲自出去购买。拍完了，山本先生表示：资料放在我们这里不能发挥作用。请利用吧！这使我深为感动。

        从犬养毅纪念馆出来，佐藤智水、石田米子两位教授又引导我们去参观仓敷街。这条街还保留着江户时代的面貌。有一座纺织厂旧址，也还是那个时期的老样子。许多少女在那里参观，也许是为了感受当年劳动的艰辛吧！

        冈山的参观是愉快的。但是，在吉备津神社外边的停车场上，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所谓“殉国烈士”之碑，公然为二次大战时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等人翻案。当时，我们都很气愤。在回京都的列车上，狭间直树教授说：“现在日本右派很活跃，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我们不能让日本重新走上侵略道路。”是的，狭间教授的话讲得很对。为了世界和平和中日两国人民千秋万代的友好，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面，也有着中日两国历史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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