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与和珅本人在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上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诸位听了我说的，说刘墉心里想着：“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听了这句话，看了他做的事，我们可能心里很不痛快，觉得难道这就是刘墉？刘墉也会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很别扭，觉得刘墉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一个朝代，在那样一个社会，别说升官，别说往上爬，就想维持住他们自己的官位，他们都得很小心、很谨慎，他们都必须得讨好皇帝。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刘墉的所作所为与和珅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也是身不由己。当然，小的区别，在细微的方面，他们的区别还是有的。

        比如说，作为刘墉来讲，他就不需要急于求得皇帝的承认，在他的心目中觉得，我做这件事做好就得了，我有给人家落井下石的事，但我要更多地取信于民，做让老百姓欢迎、称赞的事，我要让老百姓传唱我，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我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影响皇帝的目的。我们家四代为官，一直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好嘛。

        和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和珅自小父母双亡，他靠谁，他只能靠自己去打拼，而且他每一件打拼的成果、每一次的努力都急于求得皇帝的承认。

        我们可以发现，相对而言，这两个人的脾气是不一样的。和珅这个人脾气很急，所以他办事很快、很利索，这样很容易就讨皇上的喜欢。而刘墉本人性子很慢。刚才我们分析了，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但是共同点是多的，不同点是少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刘墉与和珅两个人碰到一块儿，发生冲突、争执，这是不应该经常出现的事情。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尤其是当刘墉与和珅碰上的时候，这就是个例外。当刘墉与和珅碰上的时候，就会有故事，就会有戏，就会发生冲突。因为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个世代清官，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暴富到如此的程度。刘墉一家，一百多年来为大清朝尽心、尽职、尽责，他不会看到和珅这种做法而置之不理，他会理的，只是他要抓住时机。刘墉也想弹劾和珅，但人家和珅一直在朝廷当官，他与和珅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和珅下面工作。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终于回到了北京。那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前，刘墉在干些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明的刘墉的官职谱：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间，刘墉在北京的翰林院工作，先担任庶吉士，后担任编修，后担任侍讲，三年，一年一个台阶；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间，他在监狱，他们全家人都在监狱服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他开始担任安徽学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又担任江苏学政，一直主抓教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担任山西省的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又因功升任冀宁道台。

        结果呢，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刘墉又因另外一个案子案发，被充军效力。其实，这个案子跟他没有大关系，是在他担任山西太原知府期间，他属下有个官贪污，他作为上级，人家贪污你都不知道，就受到了牵连。这个官叫段成功，是山西省阳曲县的县令。段成功贪污，他不知道，结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个段成功案发，被后任知府查出来，所以他连带着被发配到军中效力了一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重新回到了北京，仍然在翰林院供职，继续担任编修，这样又等待了三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到了江西供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到陕西担任按察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的父亲刘统勋去世，他回到了山东诸城守孝三年，也就是丁忧。咱们前面讲过，父母死了你必须回家守孝，什么官都不能当。作为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回家不能住家里面，得在自己父母的坟头旁边搭一个草棚子，天天在那儿住。住着还要求什么呢？每天吃的是冷饭，因为热的要供着，供凉了，你才能吃。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丁忧三年期满，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了内阁学士。结果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呢，刘墉又升了官，兼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然后1778年，刘墉再次担任江苏学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又担任了湖南巡抚。担任湖南巡抚两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刘墉回到北京，这一回他可要真刀真枪地与和珅对着干了。

        这里，我们注意，刘墉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可不是一个平常人。

        首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与他的曾祖父差了130年了，130年的一个家庭，四代进士，四代都是朝廷的忠臣，他的家庭给了他雄厚的与别人进行斗智斗勇的资本。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担任下面官职的时候，干了很多，办了很多事，不管这个事是好是坏，但是有的是得民心，有的是得到皇帝赏识。一个地方官员，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62岁了，人已经很老了，但是心不老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三十多年为官，打拼那么多年，办了那么多事，尤其是他到北京的时候，人家下面江苏人已经传唱着《刘公案》了。颇得民心的这么一个人，在北京，他可以说叫“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可不知道和珅的厉害。

        所以到了北京之后，看到和珅的所作所为，刘墉哪看得下去，心想，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和珅收拾掉。

        刘墉刚回北京的时候担任的是什么官职？担任的是吏部尚书！我们讲过，吏部就是管理官吏的官。此外，刘墉还担任另外一个官职叫左都御史，不光是管理官员，还可以弹劾别的官员。正好不管谁犯案都会犯到我刘墉的手里，你和珅官儿再大也得从我这儿走吧？刘墉这个时候刚刚到北京，就逮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的创造者叫国泰。

        国泰这个人啊，可不是一个凡人，他是皇妃的伯父。

        也就是说，国泰有三个资本。第一个资本，他弟弟的女儿嫁给了乾隆皇帝，而且乾隆皇帝当时正好宠幸这个妃子。第二个资本，国泰这个人跟和珅非常要好。第三个资本，国泰的父亲、四川总督文授是刘墉的老上级，而且跟刘统勋关系很好。

        所以虽然说国泰这个人的本事不大吧，官位可是一升再升——因为总有人在保他，总有人在帮他，总有人在提醒他。一路下来，国泰从一个小小的县令很快就升迁到了什么呢？在1777年的时候就升任了山东巡抚，也叫作“封疆大吏”，从二品了。

        他一到任山东巡抚以后，立即与山东省的文职官员于易简勾结到一起。

        于易简这个人也不是个凡人，他的哥哥叫于敏中，于敏中这个人是《四库全书》的总裁，后来活生生地累死在任上的。乾隆皇帝是非常欣赏于敏中的，而于易简又是于敏中的弟弟。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国泰与于易简这两个人搞起了贪污。

        转眼之间，山东省国库里面的钱都让他们给挥霍了，这还不够，这两个人还要求下面各府、州、县往上交钱，所以弄得山东属下所有州县都是国库亏空，闹得整个山东乌烟瘴气。又正好赶上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这个府、州、县怎么向老百姓收税啊？

        按照过去的道理来讲，政府征税的时候就要防止这个问题。所以，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跟朝廷一请示：受灾了，应该怎么办？朝廷立即把国库的粮食都发下去，今年就不用交粮食了，而且要领救济粮，历来都是这样的。

        但是国泰这个人不能这么做，国库里没钱了，我不跟你收，我的国库怎么填满啊？所以他下令继续收税。那准定有人不干，什么人不干？进士就不干，举人就不干。我们讲孔夫子、孟夫子、孙夫子，是文是武，哪一个不是山东人啊？所以这些山东人他们就不干了，一下纠集了好几百个进士和举人堵着大门口，抗议！结果国泰毕竟是国泰，什么都不问，当即就打死了九个进士和举人。

        你再闹，再闹还打，出了人命关天的案子，进士、举人被打死了，举人就可以被称为老爷了，就任何人都惹不起了，你敢把他打死？他犯了什么罪啊？在大清朝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机关，都不得擅自杀人。给谁判刑，都必须是皇帝本人才可以决定，所有的死囚犯都是经过皇帝画钩，他才能死的。你国泰什么人，九个人让你给打死了，就算说他们聚众闹事，要了这九条人命也不是你的权力。

        在这个时候就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弹劾国泰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但是在这好几个人里面，没有刘墉。有谁呢？这几个弹劾国泰的人可都不是凡人，前面两个人联名上书皇帝，一位是大学士阿桂，另外一位是总督福康安，两个人联名弹劾国泰，说他在山东治理得如何如何糟糕。这两个人知道国泰不是个凡人，所以给皇帝留足了面子，弹劾国泰的呈文中最后说，建议将国泰调到京师，另有重任。多好，他不是闹出人命案了吗？把他调走，换一个地儿继续当官，不是挺好吗？

        但是乾隆皇帝想的是什么？这弹劾的人也不长眼睛，弹劾到我的伯丈这儿来了，他贪污，他们家那么有钱，他犯得着贪污吗？可能吗？不太可能吧。你们说的话我不信，算了，我还是自己找人问问。

        乾隆皇帝把阿桂和福康安弹劾国泰的呈文就给压下来了，也没找人讨论就给扔那儿了。扔那儿以后，乾隆皇帝自己派人把于易简叫来，于易简从山东屁颠屁颠地跑到北京。到了北京，皇帝一问，于易简回答道，阿桂和福康安的呈文都是胡说八道、造谣诬蔑。国泰他只不过是为皇帝办事，尽心急了点儿。他只不过是急于收上税，山东也没灾，该交钱不交钱，该缴税本来按照别处，在五月交齐就得了，国泰他觉得三月底就应该交齐，所以有些群众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嘛。

        结果这个于易简把乾隆皇帝给说活心了，乾隆皇帝立即下诏，连续下了两道圣旨，为国泰开脱，说弹劾国泰的这两个人是风闻言事。你们是听说的，我查了，没这么回事，于易简你回去吧，继续当官去吧。乾隆皇帝就这样受骗了。

        乾隆皇帝受骗了之后，还有一个人继续弹劾国泰，这个人可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儿，江南道巡查御史钱沣。

        “江南道”的这个“江”指的是长江，他是长江以南的巡查御史。御史本来就是相当于咱们检察院检察长，不同的是巡查御史他不在京当官，他是满街转的，哪个城市他都管，整个江南，他都可以随便去。但你管的是江南，这儿是山东，跟你没什么关系。结果这个钱沣非得跟他叫叫板，我既然是巡查御史，江北的也得归我管。只有巡查御史有这个资格，风闻言事，听说哪儿哪儿有什么事，我就可以弹劾，而且只要是巡查御史弹劾，皇帝必须派人调查。这个就是巡查御史的职责，必须派钦差大臣调查。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一，江南道巡查御史钱沣弹劾国泰的稿子一上去，乾隆皇帝立马坐不住了。算了，我还是派个钦差大臣吧，派三个，派一个不行，派一个钦差大臣解决不了问题。然后乾隆皇帝立即在四月初四，连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圣旨，国泰一案一定要严厉查处。第二道圣旨，让和珅、刘墉和一个叫诺穆亲的亲王——这个亲王是他们家的一个直系亲属，是工部侍郎——将这三个人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去山东负责查办国泰一案。

        派三个大臣为钦差，查一个人，国泰，看来乾隆皇帝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嘛，大有一查到底的决心。

        其实诸位想错了，他派这三个人，实际想达到的是一箭双雕的效果。

        第一，我派这么多人查一个案子，敲山震虎，你们诸位别处的贪官听清楚了，我要下手了，收着点儿吧！

        第二，他派去这三个人，我们前面交代了，您说哪一个人跟这个国泰没关系？和珅，国泰的后台。刘墉，跟国泰很早就认识。诺穆亲是皇族，非常清楚皇上现在正在宠爱着这个皇妃。这三个人他不是好打点吗？不是好遮掩吗？乾隆皇帝我派这三个人去，目的是敲山震虎，是吓唬别人。国泰的案子有这三个人去，没过两天，查无实据，这件事就过去了。本来他想得挺好的吧？他想，和珅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能不理解我什么意思？有和珅在，这件事我放心。刘墉他刚到北京，虽然说当了那么多年官，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又跟国泰他们家那么熟，怎么着也得卖人一面子吧？

        乾隆皇帝他想得倒是挺好的，其实他可想错了，想错什么了呢？刘墉这个人在地方待惯了，他见到这种贪污案，他就生气，结果这个刘墉他就跟钱沣搞到一起去了。第一个圣旨刚一下来，钱沣是什么人？江南道巡查御史，这个巡查御史钱沣马上就想到，乾隆皇帝要派人，肯定得派刘墉，肯定得派和珅，他一定得让人打掩护。然后他就跑到刘墉他们家去了，说：“我告诉你，我估计下午该下圣旨了，让你们去当钦差，我先走，你别告诉和珅我走了，我先走，让他追不上我，我先到那儿摸清底细。”刘墉就说：“行，有我呢，我能让他晚上八点走，绝不让他晚上七点就动身。”刘墉他就这么跟钱沣搞到一块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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