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是我的老朋友，政治观点接近。“文革”前我在中央宣传部，他先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总编辑，尔后到市委主管文化教育和党的宣传工作。每次去上海都会和他交换沟通彼此的看法。也几乎每次他都为我组织些座谈，让我同上海的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接触，有时还组织些报告会让我发表演讲。“文革”后他调来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在会议上见面，可以畅谈的机会反而少了。彼此来往密切的是在1978年11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的，三中全会的举行是紧接这个会议举行的。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分不开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包括纪念这次工作会议在内。它不是一般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200多位，规格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通知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党员也都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第一二把手、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都到会。200多到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2/3，占十一大当选者40%多。出席的人中有当时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的70多人，如其中有由于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央委员习仲勋、宋任穷那样的老同志，当然也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和我这样年轻一点的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不限制发言次数、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在会议期间议论了许多问题，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开会前的不少指导思想做了纠正，最后决定需要把没有出席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找来开中央全会，做出正式决议。少数参加工作会议的非中委的人也列席了三中全会。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后，小组又讨论了两天才散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开会5天，三中全会胜利结束。

        在分小组时，杨西光和我都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肖华、汪锋和霍士廉。参加这个组的，除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杨、王、江三人，是因为在小组会上他们同我合作得特别紧密。这三位现在都成了故人，我也特别怀念他们。

        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介绍杨西光同王惠德与我关于真理标准的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时间是11月13日。这次发言的内容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例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这次发言由我主讲，在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态度，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的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而且也要加强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仍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我们做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了这么几句：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我们做这次联合发言，是想就这件事发表充分发扬民主的意见。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做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王惠德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讲得切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次发言要讲些什么定下来了。这个发言不止上面引的那个部分，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学所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的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及对康生的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联合发言时，讲了不少情况，使得我们的联合发言生动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两个人，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这时候新华社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这次联合发言之前，我和江一真交流意见，由他首先发言批评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我再同他呼应。他在26日上午讲了，下午杨西光同我就做了一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一真是第一个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的。他讲了自己同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对他的批评意见，然后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他举了一些卫生界的事例。杨西光和我就在下午做联合发言。我们讲：

        “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做了舆论上的准备，群众中有相当广泛的议论。在广大群众的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的革命行动，且工人编写并演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10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的讲话。那次信访工作会议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听到的也可能有出入。如有出入，张耀祠同志(按：他参加了这个工作会议，他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证明。我们手边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有这么一段：‘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着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

        “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1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华盛顿邮报》还登了文章，说对毛主席的遗体有争论。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登的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谢是“四人帮”。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中宣部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春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春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了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春说，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他说不让登是指我们两个人，这是批我和乌兰夫。余焕春还说，天安门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有人认为翻了“天安门事件”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我们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真正翻了过来，才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光辉。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引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

        “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问题。”

        接着杨西光讲：

        “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

        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揭露了张耀祠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一段话：

        “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人说好得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讲：

        “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联合发言里我们指出张耀词讲话中说：

        “‘有人说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很长，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和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要求李鑫端正对康生的态度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做了第三次联合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讲话后做的。这次发言由王惠德讲。我们除了对会议成功表示自己的态度外，着重讲了这么几段有关真理标准的话。我们讲：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那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发言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还曾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什么‘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不精辟吗？’

        “在那次会议上，他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吗？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又据《红旗》杂志社同志揭发，熊复同志10月4日在《红旗》第一期编后会上说，《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汪副主席看了两遍，认为写得不错。”

        这个联合发言还揭露《中国青年》第一期刚印出后就接到停止发行的通知，说是汪副主席指示。概括起来，联合发言最后指出：

        “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现在就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做进一步的深刻的检查。”

        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了同我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其中有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两个人的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当然是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我看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籍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在西北组的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这几次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故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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