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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的题材类型

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的题材类型

        陶渊明诗歌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为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纪游诗和赠答诗五类,其中最有个性、影响最大的是田园诗。

        所谓田园诗是指他描写田园风光、乡村风俗、乡居生活和田间耕作一类的诗歌。陶渊明“质性自然”的天性使他与官场格格不入,回归自然或重返田园成了他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园田”或“园林”是“人间”或官场的对立面:“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既已深知官场的“好爵”有碍于自己生命的真性,他便明确地将归隐田园等同于“守拙”和“养真”:“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回归自然既是回到他“日梦想”的田园,也是重归自己“质性自然”的天性,因而回归自然是他人生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同时完成。著名的《归园田居五首》生动地表现了诗人“返自然”的双重意蕴:

        黄文焕在《陶诗析义》卷二中说:“‘返自然’三字,是归园田大本领,诸首之总纲。‘绝尘想’‘无杂言’是‘返自然’气象。‘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是‘返自然’方法。”诗中的“尘网”“樊笼”“自然”具有双重内涵:从外在层面讲,“尘网”“樊笼”是指束缚人的仕途或官场,它与诗中的“丘山”“园田”的自然相对;内在层面的“尘网”“樊笼”指人干禄的俗念和阿世的机心,它与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本性相对。“返自然”相应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回归到自己“日梦想”的田园,这就是他在其组诗第一首中如数家珍地罗列的“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二是回归到自己生命的本真性,摆脱一切官场应酬、仕途倾轧、人事牵绊,“相见无杂言”则于人免去了俗套,“虚室绝尘想”则于己超脱了俗念,“守拙”则去机心而显真性。披星而出,“带月”而归,开荒田野,种豆南山,这才是深契自然的真洒脱。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归园田居》)五诗衣被后来,各大家无不受其孕育者,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岂徒诗人云尔哉!”这五首诗在后世诗人心目中具有和同样崇高的地位,可见它们对历代诗人们的影响之大了。不过,虽然“储、王极力拟之,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沈德潜〈古诗源〉卷八》)。储、王诸家其诗“微隔”的根源在于这些诗人仍有机心和“尘想”,仍未回到自己内在的“自然”——生命的真性,因而也就仍与外在的自然——田园——“微隔”一层。陶渊明说自己是为了“守拙归园田”,《感士不遇赋》也说“诚谬会以取拙”,“拙”的反面就是“机巧”,没有阿世媚俗的气质和机心就是“拙”。他在其他诗文中常常称自己“拙”,《咏贫士七首》之六中说:“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杂诗十二首》之八感叹说:“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与子俨等疏》中也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既明知自己为人之“拙”,为何还要“守拙”和“取拙”呢?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引沃仪仲的话说:“有适俗之韵则拙不肯守,不肯守拙,便机巧百端,安得复返自然?”人生在世俗社会的攘夺追逐之中,或沦于物,或溺于私,或徇于名,或堕于利,随着自己的为人由“拙”变“巧”而逐渐失去了自家的本来面目,“守拙”就是守着自己生命的本心或真性不为世俗所染,只有自己守住了自己“质性自然”的真性才能“返自然”。

        由于陶渊明将躬耕陇亩与守拙养真联系了起来,他在田园中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这使他的田园诗有了更深的价值关怀,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癸卯岁即晋元兴二年(403),时陶渊明三十九岁。早存躬耕田园的志向直到年近不惑才得以践履夙愿,难怪他有“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这般激动了。从“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些喜气洋溢的诗句中,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当年躬耕时兴奋的心情。他看着鸟儿欢快地迎接春光,“泠风”送来融融暖意,风儿轻拂着田野的嫩苗,此情此景使他想起“植杖而芸”的荷蓧丈人,想起结耦而耕的长沮、桀溺,并深深理解他们何以要远离仕途耕而不辍,何以要逃避“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尘嚣“悠然不复返”。要深刻地理解这两首诗,或者说要深刻理解陶渊明的田园诗,我们就得弄清楚“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中“所保”的是什么。从陶渊明全诗的语意和语气来看,诗人“所保”的绝不是身家性命,清吴瞻泰的“实践陇亩之能保其真”(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不失为胜解,明人沃仪仲的解释更为精到:“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聊为陇亩民’,即《简兮》万舞之意,所谓醉翁意不在酒也。若无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复有所保矣,且曷云怀古。”(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虽然陶渊明躬耕并非完全不在意收成,“寄托原不在农”一语稍嫌绝对和偏颇,但这无妨沃氏解释的独到和深刻。“聊为陇亩民”的“聊为”清楚地表明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陇亩民”,他对自己的士人身份有清醒的自觉,他的躬耕也比农民的耕作有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他的躬耕除了像农民那样关心作物收成的丰歉外,同时也关注或者说更关注自己生命本性的“养真”与“守拙”——他正是为了“守拙”才“归园田”,为了“养真”才栖迟“衡茅”的。农民的田间耕作是对命运的被动接受,陶渊明的躬耕行为则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与“陇亩民”的这些差别不仅不影响他作为诗人的伟大,反而使他更具有人格的魅力,更具有存在的深信度。

        诗人在辛苦的田间耕作中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陶渊明认为自食其力是一个人的第一要务,“孰是都不营”像寄生虫似的生活,永远也不会心安理得,正是对人生这种朴素而又深刻的体认,使他不在意“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的耕作之苦,愿意忍受“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的严酷气候,并自得于“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的恬然自适。此诗将躬耕的感受写得细腻逼真。

        有一部分田园诗表现他的乡居生活,如《移居二首》:

        这两首诗写喜得佳邻的快慰,移居南村全不在风水吉祥的住宅,一间“取足蔽床席”的“弊庐”足矣,更不是为了去攀附那儿的高门大户,为的是能与纯朴淡泊的“素心人”度过朝朝夕夕,便于与这些“邻曲”“时时”往来。锺惺在《古诗归》卷九中评论说:“二诗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见公和粹坦易,一种近人处。”陶渊明超然于人际的成败穷达,“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禄、轩冕荣华全“不入眼,不入口”(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对衣食的操持和对家务的兴致,正反衬出他对仕途升降与人世荣枯的冷淡。另外,他与“素心人”的亲密情感交流,正是他“归园田”后“养真”与“守拙”重要内容,“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纯朴真挚的乡村生活使大家都脱略形迹,这儿没有阴谋、机心、诡计的市场。诗人对世俗的超脱与对人际的关怀在这两首诗中同时得到了真切的表现,我们觉得他既是那样超尘绝俗,又是如此平易近人。

        中有一些如《七月》《噫嘻》《丰年》这样的农事诗,尤其是《七月》一诗,记述了一年四季的劳动生产,如农夫在农田的耕种、收获、种桑、养蚕、织麻、打猎等。这些农事诗的价值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农夫的生活和生产状况,但还没有人将田园作为审美的对象。只有陶渊明才真正发现了田园的美,田园成了他自己心灵的栖息之所,并作为自己人格的对象化,还在田园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田园诗鼻祖,创造了田园诗的典范,后来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韦应物等人无一不受到他的深刻影响。

        陶渊明的咏怀诗中也有很多传世的名作,这些咏怀诗常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如《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拟古九首》《形影神三首》《拟挽歌辞三首》。其中《饮酒》《杂诗》既不是写于一时,也并非歌咏一事,它们在形式上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饮酒》诗二十首或者与饮酒有关,或者属于酒后创作,诗前有一小序,可见将它们缀合在一起是诗人有意为之。《形影神》三诗则是诗人精心创作的结构严谨的组诗,三诗浑然一体。《拟挽歌辞三首》也同样是结构紧凑的组诗,三诗既有时间的顺序,也有情感发展的逻辑联系。

        他的咏怀诗或抒写有志不获骋的苦闷,或表现超脱功名利禄后的旷达,或表现他对官场厌恶,或抒发他对人生的深沉体验与喟叹,或表现诗人的生命意识,这类题材的诗歌真实地展露了陶渊明的个性、气质、为人,真切地反映了他对人生与社会体验的深度。如《杂诗》之二说:

        此诗写自己事业无成时的苦闷焦虑,白日西沉和素月东出引起他“日月掷人去”的惶恐,“夜中枕席冷”衬出了他的凄凉,“挥杯劝孤影”更写出了他的孤独,时光流逝而志不获骋的失落,使诗人焦灼痛苦得“终晓不能静”。诗人以朴素平易的语言向我们坦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杂诗》之四向读者展示了陶渊明另一面:

        诗人深慨于“当世士”将所谓“志四海”横亘于胸中,在宦海风波里沉浮,在名利之途扰攘,身心长期处于焦虑、烦躁和紧张之中,就像“冰炭满怀抱”那样不得半日安宁。他们不仅灵魂没有驻足之地,连身家性命也有不测之灾。陶渊明既已透悟荣名外在于生命,便无利禄之求和声名之累,因而目前所遇莫非真乐:远离了官场的明争暗斗,尽可在亲戚子孙的共处中相慰相濡;用不着为穷达贵贱而烦心,尽可在“觞弦”中潇洒度日;再也不必束带见督邮,尽可享受缓带宽衣的“欢娱”;既不必披星早朝,也不必挑灯草诏,尽可随意“起晚眠常早”。人生何必纡青拖紫进退百官而后快,只要子孙绕膝、亲戚共处,但得浊酒半壶,清音一曲,对这个世界不忮不求,无滞无碍,缓带、早眠、晚起,全身心都沉浸在怡然自得的福惠之中,“终晓不能静”的忧思躁动一变而为“起晚眠常早”的洒落悠然。陶渊明的这一面对后世影响更大。

        《饮酒》之七同样也是表现他的生命意识:

        诗中的裛露掇菊不同于屈原的“夕餐秋菊之落英”,在屈原是明其品性的高洁,而在陶渊明则是写其精神的超旷。他在精神上蝉蜕于一切世情俗虑之外,再也不汲汲于从前热衷的功名,再也不蝇营于世俗追逐的利禄,才会有裛露掇菊的雅兴,才会有黄昏独酌的闲情,超然于人世的成败、毁誉、穷达,人生才可能这般洒脱自在,才可能有“杯尽壶自倾”的这种自足自娱。诗人寄情于酒但不滞于酒,寄怀于物而不累于物,于“泛此忘忧物”中融然远寄,于随缘自适中摆落万有,于存在深处把握生命的本质。

        他的咏史诗有《咏贫士七首》《咏二疏》《咏荆轲》《咏三良》等。《咏荆轲》表现了陶渊明“金刚怒目”的一面,“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种铿锵作响的诗句,是“建安风骨”或“左思风力”的有力回响。《咏贫士》七首主要是通过咏叹古代贫士来表现自己的气节操守,如:

        《拟古》其五也表现了同样的情怀:

        《东坡题跋》卷二《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说:“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清邱嘉穗也认为此诗是陶渊明“自拟其平生固穷守节之意”(《东山草堂陶诗笺》)。上首诗中的黔娄同样也是渊明的化身,诗中的古人既不必有此事,也未必有此心,诗人不过借他“自比其安贫守贱之操”(温汝能《陶诗汇评》卷四)。

        陶渊明四十岁前曾几次离家入刘裕等要人幕府,写过几首纪游诗,另有一首《游斜川》,此诗也可以说是一首山水诗。他的赠答诗共十几首,如《赠长沙公》《答庞参军》《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和郭主簿二首》《岁暮和张常侍》等,不管是与朋友叙旧,还是与官僚应酬,不管是对知己慨叹人生,还是对新知吐露心曲,诗人总是那样真率坦诚。其中《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备受人称道:

        陶渊明一生何曾有财富“过足”的时候,可他却在朋友面前“贫人夸富”(黄文焕《陶诗析义》),“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身处贫贱却精神充盈,全诗都是抒写自己自得自足的人生体验,如“回飙开我襟”的惬意,“息交游闲业”的闲适,“酒熟吾自斟”的悠然,还有“弱子戏我侧”的天伦之乐,清吴瞻泰在《陶诗汇注》中说此诗“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一洒落”。唯其不以贫贱而慕于外,不因宝贵而动于中,陶渊明才会真正感受到人生“真复乐”。

        从所表现的题材来看,陶渊明不仅创造了田园诗,其咏怀诗也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而咏史诗又承续着左思《咏史诗》而别开生面,赠答诗也摆脱了敷衍应付的俗套,能向旧友新交坦露自己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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