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妇周青》控诉了封建社会冤狱滥杀无辜的罪恶，东海孝妇周青奉婆至孝，却不幸屈打成招蒙冤而死，后来这一故事成了关汉卿的蓝本。《韩凭夫妇》歌颂了韩凭夫妇忠贞的爱情，鞭挞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河间男女》写河间一对青年男女两情相悦，女子私许终身，不久男子从军积年不归，女孩顶着父母逼她出嫁的压力，没多久也随之病死。他们之间真挚的爱情感动了天地，少女死而复生使相爱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则故事具有浪漫的爱情喜剧色彩，它甚至肯定了恋爱自由。如果说《河间男女》是一曲爱情喜剧，那么《吴王小女》就是一曲非常动人的爱情悲剧。当自己与韩重的爱情遭到父亲的摧残以后，紫玉郁郁而死，死后仍钟情于韩重，并主动邀请前来吊丧的韩重在冢内与自己成亲，临别还以明珠为赠。当紫父从韩重那里看到女儿的陪葬品时，误以为韩重“发冢取物”“玷秽亡灵”，在父亲要“趣收重”的时刻，女儿突然在父亲面前显灵，向父亲禀报事情的原委。这种生死恋情揭露了古代社会家长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的独断专横，表现了青年男女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吴王小女》这种情节模式在后来的戏曲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汤显祖的可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小说揭露了统治者滥杀无辜的残忍罪行，表现了人民向统治者复仇的强烈愿望。故事写得非常悲壮，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即以这篇故事为题材。

        “小说”一词虽出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但此处“小说”是指毫无价值的琐屑闲谈，并不是指一种叙事文体。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入诸子：“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就其对小说家的定义而言，仍没有明确的文体特征。可见，古人所谓“小说”主要是指一种无关宏旨的道听途说、街谈巷语。魏晋南北朝小说都是笔记体文言小说，从其题材上可分为志怪与志人两类。这两类小说的作者并非有意写小说，志人者固然将它作为真人真事来描写，志怪者也没有认为所写为虚妄不实，他们都没有自觉地进行艺术虚构。但这无妨此时小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志人小说成为后来笔记体小说的典范。

        志怪小说对后代的影响深而且远，它们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想象，给历代作家提供了他们再加工的题材，而且直接为唐代传奇积累了经验，清代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同样也受惠于它。

        曹丕的《列异传》的内容“序鬼物奇怪之事”（《隋书·经籍志》），可惜全书已经亡佚，只在几种类书中偶见引录。其中《望夫石》记录了一个美丽的民间故事：“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故事表现了丈夫“远赴国难”的献身精神，更表现了妻子对爱情的忠贞。《谈生》写一个人与鬼为婚的故事，后因谈生好奇而失去爱妻，以一波三折的情节写出了女鬼对爱情的主动和专一。《何文》《刘伯夷》等故事，都是写人与鬼的斗争并以人取胜而告终，人的机智聪明和勇敢无畏是战胜鬼怪的法宝。每则故事都比较简单，写法上也是“实录”而非“虚构”。张华的《博物志》十卷，内容主要记述殊方异物及古代琐闻，鲁迅先生说“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但书中所记或能开阔人们的眼界，或能刺激人们的想象，如《八月浮槎》就表现了前人对天外天的美好幻想：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记博物异闻，如张华的《博物志》；二是写神仙鬼怪，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和吴均的《续齐谐记》等；三是讲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等。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

        刘义庆的《幽明录》是《搜神记》之后另一部较优秀的志怪小说。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人。南朝刘宋宗室，袭封南郡公、临川王。《宋书·刘义庆传》称其为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一时文坛俊彦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都聚集在他周围。著有《幽明录》等。《幽明录》共二十卷，或作十三卷，原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二百六十多则。内容与《搜神记》相近，但比《搜神记》更讲求文采，其中有些故事对唐传奇、元明清杂剧戏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刘晨阮肇》：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志怪小说的特点和兴盛的原因，鲁迅先生在中有相当精当的论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志怪小说在六朝特盛的原因有三：中国本土的巫风传统使人们相信神怪鬼灵，汉以来道教的兴起使鬼道愈炽，东汉末小乘佛教的传入更是推波助澜，加深了人们对异域世界的兴趣。

        《李寄》和《三王墓》表现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李寄》写闽中庸岭有巨蛇作祟，都尉及属城长吏束手无策，竟然听巫祝胡言每年给巨蛇献祭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女，已连续有九名少女被害。将乐县适龄少女李寄背着父母“潜行”应募，她凭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杀死了巨蛇后探视穴中，面对被蛇吃掉的“九女髑髅”慨叹说：“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这一感叹表现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三王墓》讲楚国能工巧匠干将莫邪三年为楚王做成一把宝剑，楚王怕他又给别人铸剑危害自己的安全，就寻找借口将他杀死，还想进一步害死他的儿子以斩草除根，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这篇志怪小说表现了人们想象中人仙之间的美好爱情，后来成了文人们常用的典故，也是后世许多诗词戏曲常用的题材，如后唐李存勖《忆仙姿》词：“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干宝的《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时以著作郎中领国史，所著《晋纪》“直而能婉”，有良史之称。《晋书》本传说他“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天地间死生鬼神之事，于是“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搜集古今“神衹灵异人物变化”写成《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原书三十卷，今仅存二十卷。书中所记虽多为神灵怪异，但它们曲折地表现了人民的鲜明爱憎和人生理想，那些非现实的情节表现了人民现实的愿望：或讴歌面对强权的反抗精神，或描写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或赞美生死相恋的美丽爱情，因而书中仙灵鬼魂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语言都浸透了人间的气息。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搜神记》的文章继承了前代史家之笔，而非后世小说家之言，笔致简约疏淡，不作细致的刻画描写。干宝在自序中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书中所记得自传闻者多，出于作者虚构者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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