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与刘琨同为西晋诗人，二人还同为贾谧“二十四友”成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风都承续着建安风骨。

        左思是诗、赋、文的多面手，各体之中他更看重其辞赋，在《咏史诗》中再三表白自己“作赋拟子虚”（之一），“辞赋拟相如”（之四），其《三都赋》的确曾使“洛阳纸贵”，但现在看来，辞赋只给他带来一时盛誉，而让他垂名千古的却是他个人不那么看重的诗歌，心高气傲的谢灵运就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锺嵘《诗品》卷上）

        左思家世儒学，父亲曾官殿中侍御史，但他出生的门第并不高贵，其妹左棻在其《离思赋》中还发出过“蓬门”之叹，直到左棻以才华选进宫时，他们全家才得以迁居京城洛阳。不过，诗人的出身并不能完全解释《咏史诗》中的寒士不平之鸣，如家世孤贫的张华，出生寒素的石苞，起自“寒微”的郑冲，都没有像他那样对时世如此愤慨激昂。除上面的社会学解释之外，这里我们试图从其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探求形成他性格特点和感受方式、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内在原因。

        《晋书·左思传》说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续文章志》也说他“思貌丑悴”。他从小就讷于口、丑于形却慧于心，“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他父亲不无失望地“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晋书》本传）。父亲这个不负责任的评价对聪明敏感而又自尊好强的左思，其打击和侮辱之重是不难想象的。外貌丑陋的儿童其天才不容易被人承认，从小就遭到各方面的冷眼和轻视，成人善意与恶意的调笑，小伙伴们无知的侮辱与揶揄，使他很早就感受到生活的不公平，承受着比正常儿童更重的精神负担。左思的“口讷”可能是他“貌寝”的结果，是他在别人面前缺乏自信的表现，由此可见他从小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关系比较紧张。青少年成长的道路上没有摆满鲜花，他进入社会后也有不少障碍。魏晋十分看重一个人的姿容，左思外貌的丑陋有时甚至影响到他的人格尊严。《世说新语·容止》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洛阳的文人集团开始好像并不接纳他，陆机听说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晋书》本传）他以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就是由于他自身的生理局限激发他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而他参与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就是为了寻求社会对自己的承认。

        一个人的优越感目标不会一成不变，它随着对人生与社会认识的加深而呈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八首《咏史诗》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由急切希望介入当时的上流社会到厌恶这个社会，由希望得到这个社会承认到不屑于世俗毁誉，并最终远离和鄙弃上流社会的心灵历程。

        清沈德潜说首章是诗人“自言”（《古诗源》卷七），表现了他对自己才能高度的自信，“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同时也抒写了盼望施展雄才的用世心情，“铅刀贵一割，梦想逞良图”。第二首便对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大加挞伐：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此诗说：“左太冲《咏史诗》，‘郁郁’首，良图莫骋，职由困于资地。托前代以自鸣所不平也。”涧底茂密高耸的“百尺”苍松，反而被山上矮小低垂的小苗所遮盖，才高的寒士被愚蠢的世族所压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对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沉痛的控诉。“著论准《过秦》”“畴昔览穰苴”又有何用，还不照样沉沦下僚吗？第五首是《咏史诗》八首中笔力最为雄迈的一章：

        只有攀龙附凤的名利小人，才去奔走于峨峨高门之下，才去侍候于蔼蔼王侯之前。诗的前半部分写宫室的巍峨壮丽，豪门的显赫辉煌，但诗人对此不仅没有半点垂涎和艳羡，反而在极其夸张的描写中隐寓着极度的轻蔑；他不仅不想涉足“紫宫”挤进高门，反而扪心自问：我自己并非喜欢巴结权贵的小人，为什么要跑到这种是非之地来呢？最后两句语气既激烈，情感更激昂，表现了诗人对权势、荣华、富贵不屑一顾的态度。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这首诗“俯视千古”，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气概而论，沈氏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诗人再也不会由于上流社会不承认自己而羞愧痛苦了，他已全不在乎那些志满意得而实则颟顸无知的豪右们的毁誉。《咏史诗》之六说：“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既然贵与贱两种价值标准，在豪右与寒士之间是完全颠倒的，那么，自身的价值为何非得要这些权贵们来认可呢？

        咏史诗自班固至陆机代有继作，诗人们大多是围绕客观史实来生发感叹，这一类咏史诗都以“史”为主体，如东汉班固的《咏史》写缇萦救父的故事，基本上是以韵文的形式叙写一段史实，锺嵘批评此诗“质木无文”（《诗品·序》）。左思的《咏史诗》则是借史抒怀，诗的主线不是客观史实而是个人主观情感，“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他的咏史诗可说是此类诗歌发展的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锺嵘在《诗品》卷上论左思说：“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这一段话明显是指其《咏史诗》而言的，诗中大量征用前朝典故，所以说它“典”；诗人借历史以发牢骚，所以说它“怨”；能精当贴切地借古以讽今，所以说它“精切”。“野于陆机”之“野”的本意是“粗野”，古人认为过于朴质就“野”，如《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锺嵘这一评价流露了南朝人看重词采的审美趣尚，很难获得后人的首肯，明清人对此多有辩驳。

        左思情感既慷慨豪迈，笔力又强劲有力，《咏史诗》题材虽为咏史，但写来兴会淋漓一气挥洒，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盛气、壮怀、大志。《咏史诗》的杰出成就，使左思高视阔步于太康诗坛，清成书在《古诗存》中说：“太康诗，二陆才不胜情，二潘才情俱减，情深而才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祖父刘迈在曹魏后期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为晋光禄大夫。琨少时即得“俊朗”之目，后与范阳祖逖俱以雄豪著名，二人素有大志，并情好绸缪，尝中夜闻鸡起舞，希望在乱世中为国立功。身为贵介公子，刘琨也难免染上那个时代浮华放浪的习气，他青年时曾在洛阳与弟刘舆一起参与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八王”之乱时又参与诸王的混战。只是到永嘉元年出为并州刺史后，他身历“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的剧痛，“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明白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这才由承平时的浮华公子变成了乱世的救国志士。十几年来转战于河北并、幽、蓟等地，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力图恢复，与各路军阀和武装集团苦战，直至最后以身殉国。

        虽然他年轻时“文咏颇为当时所许”（《晋书》本传），但他前期的诗作全都佚失，现存《扶风歌》《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诗》三诗均为后期作品。其清刚挺拔之气，悲壮苍凉之情，远祧建安而雄盖当世，元好问《论诗绝句》中以刘琨匹建安诸子：“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扶风歌》是他的代表作：

        此诗为诗人出任并州刺史途中所作，时并州已成为匈奴、羯等少数民族乱军角逐的战场，《晋书·刘琨传》载：“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在晋室朝廷不振、国势衰微之际，他怀着匡扶晋室的壮烈情怀，甘愿冒险犯难身赴并州，此诗真实地表现了赴并途中的艰辛之状和自己满腔的忠愤之情，悲凉酸楚，慷慨沉郁，难怪锺嵘说刘越石“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了（《诗品》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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