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一团乱麻，就是创造。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906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个马车夫赶着一辆敞篷马车停在拉维尼昂街的台阶前。马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笨重地下了车，吩咐车夫去酒吧里等着，然后大步流星地独自朝“洗衣船”的大门走去。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看门人估计，一个气派如此大的人准是来向她的房客讨债的。她一个箭步蹿进过道，直冲毕加索的住房而去。她轻轻地敲了敲门，报告说：

        “一个有钱人，可能是找您的。”

        “什么样子？”门扇的另一侧问道。

        “拉菲特街的，一个很有钱的画商。”

        商人的确来自拉菲特街，是沃拉尔德。在从阿波利奈尔处得知毕加索放弃了“蓝色时期”，将要创作更加生动活泼的绘画作品之后，他来探一下虚实。

        他全部看了。一个小时后，安德烈·萨尔蒙和马克斯·雅各布也来到拉维尼昂街，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切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画商沃拉尔德从“猎人馆”搬出两幅画。两位诗人认得，那全是毕加索的作品啊。画商把画放在马车后座上，并用木楔垫稳，然后，以同样沉重的步伐向他刚刚出来的那道门走去。几分钟之后，沃拉尔德重新出现。这一次，他拿出三幅画放在马车内；接着，四幅！五幅！到马车被装满时，后座上起码有二十幅毕加索的绘画作品。

        沃拉尔德上了车，在马车夫旁边坐定。马车调转头，不紧不慢地向着林阴大道方向走去。马克斯·雅各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贴在安德烈·萨尔蒙的身上，感谢天上众神如此慷慨地帮助他尊贵的朋友。

        1906年是一个吉祥年。“洗衣船”已经接待过一个看上去十分古怪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买了毕加索的一些作品。他是通过贝尔特·韦伊找到毕加索的。此人名叫安德烈·勒韦尔。他讲了一个十分离奇、令人难以相信，但又内容丰富的故事。“洗衣船”的人因此对这位业余艺术爱好者产生了好感。由于缺乏单独购买现代派全部绘画作品的能力，勒韦尔同一些朋友组织起来创建一个“熊皮”协会。十一位成员每年缴纳一定的年金，交给被晋升为总代理的勒韦尔，由他支配，用于为协会集体购买绘画作品。为挖掘出他可以向其会员们推荐的青年画家，勒韦尔以协会总代理的身份走访了所有的画廊与画室。他们将购买来的画作以抽签的方式分发给各个会员。他们一致同意在“熊皮”协会成立十年之后，将全部作品出售，部分利润将返还给画家。

        这么好的主意怎么能不让人动心呢？遵照安德烈·勒韦尔的提议，协会的会员朋友们决定1906年只购买毕加索的作品。在这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发生后不久，沃拉尔德也跟着出现了。

        他付了两千法郎的金币。两千法郎的金币啊！这一天晚上，“洗衣船”的人们开怀痛饮香槟酒。第二天，毕加索将一个钱包装进外衣内的口袋里，用安全别针别好。

        几天之后，他带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出发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假去了。不久之后，他们去了加泰罗尼亚山区的一个村庄：戈索勒。

        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同他们一起去奥塞Orsay，位于巴黎市中心，王宫对面的一座老火车站。现在被改建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每人手中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筐，里面放满了画家绘画用的画笔和颜料。他们下了拉维尼昂街的台阶，一辆马车已经等在那里。它把心情无限愉悦的这帮人拉至火车站的站台。他们到达时，许多其他的朋友已经在站台上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人们相互拥抱，祝福声、道别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

        毕加索和费尔南德在戈索勒一直住到夏天到来。毕加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于前一年冬天开始，但总也画不完的一幅画。这幅油画在其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几个月前，他接待过两位来访者。这一来访再次为他填满了已经捉襟见肘的钱袋。两位古怪的人——格特鲁德·斯坦和莱昂·斯坦在亨利-皮埃尔·罗歇的带领下，来到毕加索的画室。在来戈索勒见毕加索之前，他们在沃拉尔德处买了一些塞尚的作品，也在独立派画展的“兽笼”中得到了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后来，莱昂碰巧遇到在萨高特画廊中展览的毕加索的一幅版画。他回家带着他妹妹返回萨高特画廊让她看，他妹妹不喜欢那幅画。

        萨高特问道：

        “你是不喜欢这两条腿吗？”

        “不。我不喜欢这双脚。”

        “那好吧，咱们把它们锯掉！”

        他们并没有动那幅画。莱昂·斯坦毫不犹豫地用50法郎买下了作于1905年的《挎花篮的小姑娘》(图17)。接着，莱昂说服了妹妹一起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西班牙画家。同“洗衣船”那帮人经常来往的罗歇，自告奋勇充当中间人。第一次来访结束，斯坦兄妹俩买走了好几幅画。多亏他们来，毕加索才得以有钱购买足够他使用几个星期的原材料。斯坦兄妹的到来，使他避免了为画新作而被迫覆盖旧画的窘境。

        毕加索与格特鲁德很快就成了朋友。西班牙画家十分喜欢这位美国女人的体形，建议为她画张肖像。她同意了。他希望她像安格尔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他代表保守的学院派，与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画派相对立，形成尖锐的学术斗争。画《伯坦先生像》(图18)一样，取实实在在、稳稳当当地坐姿。

        画像的第一天开始了。画家将其模特儿安置在一把散了架的扶手椅里，他自己坐在画架前的一把椅子上。脸贴在画布上，先画出一张草图：格特鲁德双手抱着膝盖，背稍微向前倾斜，缩作一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整个画像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力量。第一天，一切十分顺利。斯坦家里人在下班之后，都来接他们的女英雄。人人都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觉得当时的那张画可以被看做已经画完、付钱、拿走，并可以立即展出的画像。

        “那么，以后呢？”毕加索问。

        “您想让我再回来吗？”格特鲁德以深沉的声音小声地探询道，其神情与画家在画中体现出的完全一样。

        她不仅第二天来了，而且一连来了数月。每天下午，她离开弗莱律斯街来马特尔，推开“洗衣船”的大门，坐进画家对面那把散了架的椅子里。

        莱昂有时来看看，费尔南德有时也前来瞅瞅。她感到斯坦兄妹有点儿滑稽可笑，特别是格特鲁德，上身穿着灯心绒外衣，脚上却穿系带的凉鞋。但她看得出此人身上有股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因为一连数小时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巴勃罗·毕加索面前，绝对是需要有一种顽强精神的。然而，不知何故，画家却始终不画她的嘴巴。

        费尔南德想对她表现得热情一点，建议模特儿读拉封丹的寓言。格特鲁德接受了她的建议。日子就如此在读书和聊天中，一天天地流逝着。

        这样过了九十天之后，毕加索突然停下画笔。面对着沮丧的格特鲁德，他供认说：“我看您脸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刚刚画了模特儿的脸，又把它擦掉。

        别无他法，他只好动身再次去戈索勒。

        早在他第一次去戈索勒之前，一位雕塑家朋友向他大谈位于比利牛斯山、距离安道尔不远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山村的贫困与物质匮乏。没有公路交通，人们只能骑骡子进去。周围是一片片、一团团的褐色、黄色山间景色。远离现代生活，一切都是天然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与破坏。热情好客的山村居民中，许多人从事走私活动。这一切恰好是毕加索需要的。于是，他去了那里。

        毕加索正是在戈索勒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而这一新的创作方式，促使他在一年之内完善了他的艺术革命。这一艺术革命的成果就是《阿维尼翁的少女》(图19)。在当地光秃秃的风景和居民们俭朴的生活中，毕加索经过对自己绘画风格去粗取精的精心提炼，使它最后达到了精细、高雅、完美的程度。他一直在寻找高更在太平洋塔希提岛发现的东西：一种纯洁、原始的形式，以及其他，例如风格的新颖。目的是在重新恢复他在画那些蒙马特尔被社会遗弃的人或圣拉扎尔监狱的女囚犯时的价值观念，同时确定他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区别；建立一种考证：对绘画的考证，对社会的考证，对已有文化的考证……推翻现存的习俗，寻找原始的自我——同情他人的思想自由、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起初，他用安格尔的风格作画，因为他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上展出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图20)十分着迷。他的《费尔南德在梳妆》属于极端古典主义。后来的作品受到大量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卢浮宫展出的罗马征服之前的古伊比利亚雕像、12世纪未开垦的戈索勒以及马蒂斯和德朗的作品。

        毕加索在孜孜不倦地观察、寻求、发现。1906年，他画了《大红裸体》。画中画的是全裸的费尔南德，背景是一朵大红玫瑰。人物头发直立、双手合拢、脸部的光线比身体暗、没有目光，眼睛无眼眶、又细又长、像一条缝，面部无任何表情、不带任何主观意识。

        一副面具的模型。

        当毕加索为躲避在戈索勒爆发的伤寒传染病回到巴黎时，他站在格特鲁德·斯坦的画像前，甚至没有再见模特儿，只用一笔就把原来擦掉的头画了出来。

        一幅面具的模型《大红裸体》，作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姊妹作，是对一种新兴艺术——立体主义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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