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谈“一九四九”，另一个大缺陷是，她着墨在一群人的夹尾而逃，却对比不出另一群人的扬长而去。她完全看不到“一九四九”的另一面。所谓首都，从南京搬到广州以后，那些“首都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的灯红酒绿，龙应台视若无睹吗？

        □至少在广州做宪兵连长的龙爸爸应该看到吧？我帮龙爸爸剪一则资料。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香港《星岛日报》的《看广州新岁》特稿：

        “一流”酒家座无虚席，“江南豪客”一掷万金，脸不“改容”，旁人视之，自是肃然起“惊”。“七彩”舞场，名副其实，“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气球、纸花、香槟、口红、大腿、钞票、“肉香”，充满舞场内每一角落，绅士辈三分“酒意”，“名媛”们一张“快刀”，“得”者不吝财，“受”者无愧色。市内十四间“大舞厅”热烘烘，乱糟糟，践足碰背，你推我挤，蛮腰在抱，“贴面闭目”，猗欤盛哉！

        相对的，龙爸爸效忠的国民党政府在干什么。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美联社《广州通讯》：

        孙科政府南逃以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经济的加速崩溃”……人民叫苦连天，公教人员则垂头丧气，一如末日之来临。余汉谋、薛岳劝告南迁官员不要到市场上去套买黄金、外币。但连省府和绥署的官员都不听话，一发薪饷，马上去购金钞、港币。南迁官员更是当耳边风。薛岳诉苦说：“别的我都可以想办法，唯有对金融物价问题我毫无办法。这是抵挡不住的洪流，我解决不了！”孙科政府必然被这股洪流所淹没。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星岛日报》：

        国民党由南京逃向广州时，将大批中下级公务员及大批流亡学生弃置不顾。不少公务人员在民党机关中，在不足糊口的薪水待遇下工作了几十年之久，但行政院长孙科和一群部长们，一点遣散费也不发给，就把他们丢开了。南京各大学中的公费生已被停止发给补助费，因而陷于无食无助的境遇。

        龙爸爸的宪兵连长职务，应该与众不同。做鹰做犬，主人总得先喂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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