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艺团体生活过好几十年，当离开的时候，忍不住独自怆然泪下。我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觉得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声，皮开肉绽地撕裂开了。

        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一种人们称之为艺术家的人群。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做同事，做伙伴，做朋友，相互砥砺、激荡，也相互雕刻、形塑。几十年下来，许多形象，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地存活下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些形象、这些故事，是够我受用此生了。

        也许我离开他们的时间，还有些短，距离还有点近，形象、故事，还都混沌如雾中庐山，写作时，一提就是一嘟噜，无法删繁，无从简约，几次尝试，都像街边的杂货铺，已经摆得层层叠叠，压胳膊枕腿儿了，可还有许多要紧的东西，觉得没摆上去，因此，也就只好暂时放弃。

        可咋放弃，有一群人，还是总在我眼前晃悠，他们是这个群体以外的人，但又是这个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装台人。

        所谓装台，对于这个行业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释的。自然舞台，永远就是那样空空旷旷的，可以行车走马，一旦演出，要在这个舞台上布置出一个故事的典型环境来，就需要装台。装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布景，二是灯光。布景还分软景、硬景，软景就是那些用平布画的景，上面可能有楼房、山脉、村庄、宫殿，但却是可以折叠的，一叠起来，一包袱就可以提溜走。而硬景包括那些可以行走、运动、升降的平台、山峦、巨石等，一件是一件，有时一组平台就能装几卡车，装在舞台上，也是要能力挺万钧的。现在舞台演出特别讲“创新”，讲“震撼”，内容创新不了，心灵震撼不动，就得上感官，有些演出，一组平台是要站上去百十号人，甚至数百号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不钢筋结构，不涡轮增压，岂能在掌声中精彩谢幕？灯光就更神奇了，什么花样都能变幻出来，照明已经是它的副产品，重要的，据说是为舞台铸灵魂。要为舞台铸造灵魂谈何容易，那层层叠叠、起起落落的神秘光斑、魔幻魅影，就需要大量的光源去支撑。而这光源，就来自数百只，甚至上千只作用不同的灯光的化合勾兑，最终才能形成不知天上人间今夕何年的效果。而一只灯，有的重达百斤以上，这么大的劳动量，自然就在传统的七十二行以外，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来：装台。

        过去的老戏楼，几乎不用装，有钱人家的戏台，本身就是雕梁画栋的，请一班戏来，所谓布景、道具，也就一桌、二椅、三搭帘，“搭”是桌椅的搭布，“帘”是门帘、床帏，为了表演，做些必要的遮挡而已。那时没有装台这一说。演晚上戏，就一个“捡场的”，桌椅搬上搬下，床帏挪进挪出，有时还兼管着后台的服装、衣帽，业内叫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后来开始演时装戏了，就讲究一点环境的真实，过去靠表演就能说清楚的进门、跳墙、织布、纺线之类的做工戏，都用实物代替了，进的是真门，翻的是真墙，织布、纺线车也都是真木实料的能推能转，以至弄得越来越邪乎，有的演出，竟然把真驴真马、真汽车、真飞机都拽上了舞台，装台这一行，不火都不由人了。

        其实最早装台，主要还是靠演出团体的自家人，乐队、演员、后勤人员一合手，毕竟是搞艺术，不是搞建筑，不是搞各种水利、土木、机械、钢铁工程，局外人焉能染指。但后来舞台装置越来越像搞建筑、水利、矿山、木材、钢铁、机械加工，这些艺术家就不得不退位了，加上那活儿，已不需太多的艺术思维，只要照技术图纸这只“猫”，画出“老虎”就是，且基本都是重体力活，因而，就把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们是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走，当然，也有始终如一，把自己无形中“钉”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爱琢磨他们的生活。他们大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洪常青”，当然，也有的，就成了他们的“吸血鬼”、“南霸天”。别看装台是个小行当，可在一个文化的热闹期，这行当就被放大了，有时几乎到处都升起了吊着巨幅广告标语的气球，那气球包裹的中心，就搭建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因此，装台又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演员，也不都是靠演唱讨生活的职业演员，有的可能是企业家，有的可能是银行家，有的可能是政治家，有的还可能是出家人，连知识分子也多有魂不守舍的，由“素心”变“荤心”，由“斗室”进“道场”，反正都在表演，都需要一个十分抢眼的舞台。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小说说到底是讲生活，他们在生活，在用给别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当然，为人装台，其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表演，也是一种人生舞台，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

        我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当我准备写他们的时候，还有意与其中几位比较熟悉的，进行了长谈，并且做了好多笔记。鲁迅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小说中这些人物与故事，也在偷着向鲁迅学，是黏合起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最终抟成了刁顺子这样一群特殊的装台人。

        底层与贫困，往往相链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最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再加上贫病与其他一些生命行进装备的胡乱组装，有时连亲人也不再相亲，儿女都羞于伦常了，更遑论其他。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继而让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体面的大戏。他们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抑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勾颈拥眠的动人狐仙。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法的生命意义，我们还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实的眼光去发现，去认同。

        无论写作时，还是写完后，我还都没有琢磨出更多的意义，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没有整块时间去梳理这些记忆，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

        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问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时间，再回刷一次屏。其实一个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饭、误了约会，都不缺交给心灵的时间。我觉得写作，就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记得几年前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的时候，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就开始给自己汇报思想，直汇报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一晚上不汇报，哪怕九、十点就上床，早上开会反倒打哈欠。前一阵看新闻，好像开会丢盹，在某个国家还是要拿大炮毙脑袋的事体。可见清醒有多重要啊。一个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盘存一下，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高兴也罢，不快也罢，能定期定时盘整回望，当更有助于明天后天那些惊人相似且带着轮回样态的生活面对。对于我，这个盘整就是写作。

        业余时间，我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拧了反锁，拉了深色窗帘，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或，或什么的，出了门，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四个以上的多维影像。熟人见了，还疑似我目中无人了。读书与写作，对我是一种盘存，更是一种能孤独享用的快乐与休息，无论生活中，你经历了多少无奈、伤害与精神痛楚，一旦进入写作，那些神经都会变得麻木起来，只有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

        感谢作家出版社不弃，副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亲自审读拙作，并给予鼓励，责任编辑李亚梓老师，更是认真负责，为成书，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长途资讯费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著名作家刘震云、阿来先生拨冗推介，让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在此一并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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