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会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忆反思。因之，我挑选这时刻说一些感想，和同人们一起鼓劲自励。

        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10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因之在吴老师逝世的10周年回顾一下他始终坚持的学术主张，对这个研究所今后的继续发展，应当是有用的，对同人们今后在学术领域里继续开拓和创造也是有益的。

        吴文藻老师的生平和主要论述，在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里已经有了叙述和重刊，我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从我个人的体会中捡出一点要点，略作诠释。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文藻老师的为人，他在为中国社会学引进的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为一代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不，这不是吴老师的为人。他着眼的是学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我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人才，还是人才。人才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弘扬！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吴老师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只有了解了65年前中国各大学社会学系的实情，才容易理解吴老师当时初次踏上讲台授课时的心情。正如前述文集的附录里“传略”所引用吴老师自己的话说，当时中国各大学里社会学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接着他深有感慨地总结了一句，“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

        我是1930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有缘见到吴老师初次上台讲“西洋社会思想史”的一个学生。我从中学时就在教会学校里受早期教育，是个用舶来物滋养大的学生。吴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上留下了我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个印象说出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一定很难理解。我当时觉得真是件怪事，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回来，又是从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课堂上怎么会用中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我当时认为是怪事的这个印象，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当时我会有这种印象才真是件怪事。这件事正好说明了这65年里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个变化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心血，但只有在这个变化的大背景里才能领会65年前老师和学生的心态和他们在这65年中经历的苦乐。

        现在来讪笑当时的“怪事”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置身于60年前的历史条件里，要想把当时的学术怪胎改造成一门名副其实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却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吴老师当时能做到的只是用本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史。这一步也不容易，因为西洋社会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要用中国语言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

        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

        从65年前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现在看来必然会觉得是件很自然的事，不过是纠正在中国大学里竟要用外语来讲授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课程的怪事。经过了一个甲子，除了教授外文的课程之外，在中国学校里用本土语言来授课已成了常态，但是，社会和文化科学的教材以本国的材料为主的似乎还说不上是正宗。吴老师所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在目前是不是已经过时，还是个应该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宗旨，实质上是继承和发扬吴老师早年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国化问题牵涉到科学知识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问题。其实在大约60年前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学生所办的《社会研究》周刊，就曾经展开过一番“为学术而学术”和“学术为实用”之争。尽管“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为了丰富人类知识而追求知识，固然也是一种不求名利的做人态度，有它高洁的一面。但是我在这场辩论中始终站在“学术为实用”这一面，因为我觉得“学以致用”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吴老师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介绍进来，为学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在功能学派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和集体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对人类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人文世界就建立在人类通过积累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之上。知识是人文世界的基础和骨干。学以致用不就是说出了知识对人是有用的道理了么？用现在已通行的话说，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

        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的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

        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到社会学的内容里去实现“社会学中国化”所必要做的初步工作。我记得30年代的初期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在这方面已逐步成为普通的要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在当时的教会大学里偏重的是第二种倾向。开始引进这方法的还是在教会大学里教书的外籍教师，其中大多不懂中国话，雇佣了一批中国助手按照西方通用的问卷，到中国人的社会里去，按项提问，按表填写，然后以此为依据，加上统计，汇编成书。这在当时的社会学里还是先进的方法。南京金陵大学的J.L.Buck（布克）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用此法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不能不说是有贡献的。这个方法不久就为中国的社会学者所接受和运用并加以改进，适应中国的情况。最著名的是当时在平民教育会工作后来转入清华大学的李景汉教授。他在河北定县和北京郊区一个农村的调查首开其端，接着燕京大学的杨开道教授也开始了北京附近清河镇的社会调查。这些实地调查在中国社会学的进程中有它们重要的地位。至于抗战时期在社会调查工作方面，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曾经结合经济学在滇池周围各县进行过人口调查，由陈达教授给予了指导，方法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形成了一种传统，为中国人口学奠定了基础，则是后话。

        吴文藻老师当时对上述的两种研究方法都表示怀疑。利用已有的书本上的中国史料来填写西方的理论和基本上借用西方的调查问卷来填入访问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Robert Park（派克）教授来校讲学，给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吴老师很敏捷地发现了这正是改进当时“社会调查”使其科学化的方法。他从派克教授得知这种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中吸收来的，而且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已用当时所谓“田野作业”的方法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吴老师抓住这个机遇，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论，并且决定跟着追踪进入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去谋取“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我又回想起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里在我们这批青年学生中掀起的“派克热”。派克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到北平去，去现场参观贫民窟、天桥、监狱甚至八大胡同，从而领会了派克所说要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社会的实际。这正是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时要求我们用理论去结合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个中国是中国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当派克教授讲学期满返国时，我们这辈学生出版了一本《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送他做纪念。这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就在那年暑假，这一群青年学生就纷纷下乡去搞所谓社会学的“田野作业”。吴老师则正开始认真考虑怎样去培养出一批能做“社会学调查”的学生，他知道要实现他改革社会学的事业，不能停留在口头的论说，必须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让这些研究成果对社会的效益去奠定这项学术改革的基础。能做这种“社会学调查”的人在哪里呢？当时各大学还没有培养出这种人才。所以吴老师就采取了现在已通行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他在1935年请来了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Radcliffe-Brown（布朗）到燕京大学讲学。又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中挑出一部分有志于做这项工作的人去学人类学。我就是其中之一，由吴老师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俄籍人类学家Shirokogoroff（史禄国）学人类学。其后又为李安宅、林耀华等安排出国机会到美国学文化人类学。吴老师自己利用1936年休假机会去美国和英国遍访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我在该年从清华毕业后得到公费出国进修的机会，在伦敦由吴老师的介绍才有机会直接接受Malinowski（马林诺斯基）的指导进行学习。

        我提到这些似乎是私人的事，目的是要点出吴老师怎样满怀热情地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费尽心计。我在这里引一段冰心老人在她《我的老伴》一文中所引吴老师自传中的一段话：“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现在李安宅已经去世，林耀华和我今年都已到了85岁，这几个人就是吴老师这段话里所说的那些学生，都是吴老师亲自安排派出去学了人类学回来为“社会学中国化”工作的人，也是吴老师开风气、育人才的例证。

        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直至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仍然不失其现实的意义。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学里一直起着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60多年前开始的这个风气，是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时代需要的命题中生长起来的。即使是今天的人，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专家，只要想扎扎实实地研究一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常常会感到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个问题说起来，当然还有更深的道理，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文化的，文化是由民族传袭和发展的，所以有它的个性（即本土性），所以在研究时不应照搬一般化的概念。早期西方的人类学是以“非西方社会和文化”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因而注意到文化的个性（即本土性），因而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田野作业的方法，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这就是他所强调中国社会学应引进人类学方法的用意。同时他把这两门学科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学引进人类学的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

        吴老师出国休假期满，回到燕京大学，正值抗日战争前夕。他原想返国后在燕京大学试行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并为实现他提出的社会学调查工作继续培养人才。这个计划事实上因战争发生已经落空。他和他同辈的许多爱国的学人一样，不甘心在沦陷区苟延偷安，决心冒风险，历艰苦，跋涉千里进入西南大后方，参与抗战大业。吴老师于1938年暑到达昆明接受云南大学的委托建立社会学系。不久，我也接踵从伦敦返国，立即投入云大新建的社会学系，并取得吴老师的同意在云大社会学系附设一个研究工作站，使我可以继续进行实地农村调查。这个研究工作站在敌机滥炸下迁居昆明附近的呈贡魁星阁，“魁阁”因而成了这个研究工作站当时的通用名称。在这里我回想起魁阁，因为它是在吴老师尽力支持下用来实行他多年主张为社会学“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在他的思想号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尽管1940年底吴老师离开昆明去了重庆，这个小小的魁阁还坚持到抗战胜利，并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

        吴老师到了重庆后，又着手支持李安宅和林耀华在成都的燕大分校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和开展研究工作的据点，并适应当时和当地的条件，在“边政学”的名义下，展开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同样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昆明和成都两地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应当说是吴老师为改造当时的社会学在抗战时期取得的初步成果。抗战胜利后，1946年吴老师出国去日本参加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即辞去代表团职务，于1951年克服种种困难返回祖国怀抱。

        在吴老师返国后，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原在各大学中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原来在社会学系里的教师和学生分别安置在各有关学系里。其中一部分包括我自己，转入新成立的民族学院，开展有关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实际上和吴老师在成都时开展的少数民族研究是相衔接的，所以从学术上看吴老师所主张的联系中国实际和吸收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在新的条件下，还是得到了持续。而且适应当时民族工作的需要而得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吴老师1951年从国外归来后，1953年参加了民族学院的教学工作。不幸的是他和其他许多社会学者一样在1957年受到反右扩大化的影响，被错划为右派，失去了继续学术工作的机会。又经过了20多年，到1979年吴老师的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这时他已经年近80岁了，但对社会学的关心从未间断过。当1978年社会学得到重新肯定和在准备重建的时候，他在自传里曾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作中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做出贡献”。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中断了有20多年。这是历史事实。而且正中断在它刚刚自觉地要改造成为一个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学科的时刻，社会学在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土地上从头建立起一门符合当前新中国需要的社会学。因此不只是在大学里恢复一门学科，在大学里成立社会学系，而是要社会学本身进行改造和创新。正是吴老师在上引自传的话里着重提出重建和创新的意义。其实他也说出了怎样去重建和创新的路子，就是实行他一生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和从具体现实的人们生活中去认识和表达社会事实。吴老师是在1985年去世的，他在自传中这句话不幸已成了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创新的遗嘱。

        我纪念吴老师的话说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现在可以转身过来纪念北大这个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了。这两年值得纪念的事在时间上正好在今年相衔接在一起。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始时就说，今天我们所要纪念的两件事并不是巧合，而是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因为这个研究所的宗旨正符合吴老师总结了一生经验而表达于他遗嘱中的主题，所以两者是一脉相通的。而且我自己正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中介人。接下去我应当说一下这个研究所成立的经过。

        199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时，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讲到了社会学，并说：“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可以说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肯定。接着是怎样落实这项政策的具体工作。当时在过去大学里讲过社会学的老师大多数已经去世，留下的不多，我是其中之一，所以理应响应这个号召。但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能得到恢复，我当然由衷地感到鼓舞，但是对于重新建立这门学科的困难，我应当说是有充分的估计的。社会学在中国，在我看来在解放前并没有打下结实的基础，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它是正处于有人想改造的时候中断的，所以提到恢复这门学科时，我曾经认为它是先天不足。又经了这中断20多年，可以调动的实力不强。对重建这门学科，我的信心是不足的。最后我用“知难而进”的心情参与重建社会学这项工作。

        我记得胡乔木同志在该年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时的讲话中曾说：“要赶快带徒弟，要教学生，即在大学里边恢复社会学系，现在许多同志（指学过社会学的人）都老了。我们希望从我们开这次会到有些大学设立起社会学系这中间不要开追悼会。”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而当时正是教师教材两缺。既然在一些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作为一个紧急任务提了出来，我们也就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于是从各大学里征集愿意学社会学的各有关学科的青年教师进行短期集中学习。从若干期学习班里挑选一部分较优秀的成员，采取集体编写教材的方法，加工自学。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编出了《社会学概论》这一本基本教材，然后由编写人分别在一些大学里试讲。通过这我们所谓“先有后好”的方针，到1980年起在南开、北大、上大、中山等大学里开始社会学这门课程的设置。在这个基础上陆续在一些大学里建成社会学系。到现在全国已有15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或专业。1985年我在教委召开的一次社会学教学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表示重建社会学的任务到这时可以说已初步告一段落。“戏台是搭好了，现在要看各位演员在台上的实践中去充实和提高这门学科了。”我说这句话时的心情不轻松，怎样去帮助教师们能在实践中充实提高还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问题其实我在采用上述的速成法培养社会学教师时早就看到了的。我从吴老师的遗言里得到启发，看来我们还得从他所指出过的路子上去解决这个充实和提高社会学内容的问题。所以我在《社会学概论》的试讲本前言的结束语里说：“我认为编写人必须定期选择专题投身到社会调查工作中去，联系相应的理论研究，用切实的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概论》的内容，并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

        话是说出了口，但如果我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这些话很可能成为一套空言。因之我一方面在说“戏台已经搭成”，另一方面我想有必要再创立一个机构使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教师能够不断接触实际，进行田野作业。所以我建议北大成立社会学系之后，再设立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并自愿担任该所的所长，以便继续带头进行实地调查农村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田野作业。我力求能继承吴老师的“开风气，育人才”和“身教重于言传”的精神，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去带动北大社会学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的实地研究风气。这样开始我的“行行重行行”。为了摆脱该所的行政事务，1987年我辞去所长职务，但依旧以名誉所长名义保留学术指导的任务，直到目前。

        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重要途径，结合人类学来创建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学，是我们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工作。我在1990年给北大校领导的信中曾建议：“从我几年来亲自实践的经验看，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以社区为对象，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和培养年轻一代扎实的学风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突出北大的特点和优势……可把所名改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样可以继承传统，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也更加名副其实。1992年研究所正式更名。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10年来，主要从事了三个方面的工作：边区开发、城乡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探讨。这些研究都是跨学科的，体现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综合的想法。同时，这些工作的开展与我多年来十分关注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现实应用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采用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的贵族态度。处在社会变迁中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努力为社会现实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素质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劳动。这一点也许也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大特色。

        从该所建成的1985年至今年已有10年。回顾这10年，这个研究所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我们应当饮水思源，感激吴文藻老师为我们大家开创出这一条改革社会学，使其能适应不断在发展中的新中国的道路。因此在纪念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个10年的时候，我愿意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的10周年。应当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联结在一起是恰当的，同时也正应当用以加强同人们任重道远的认识和自觉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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