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三年前，福武直先生七十庆寿，我未能亲往祝贺，曾托友人赠诗相遗。有句：“海外访知己，暮年日益稀。”知己日稀，交情日笃。前年与先生晤谈于东京，恨时间之短促，以在北京再见相约。及时先生果来华，而我却适因事外出，无缘践约。去岁噩耗传来，先生年幼于我而竟先我辞世，伤哉！今年初获若林敬子女士来信，谓先生生前友好倡议集文为纪念，承不弃，嘱为文参与。忽忆前诗，情不自禁，即韵续咏：“君竟先我去，羡尔事有继。”

        人寿原不应以天年为限。作为生物的个人固然各有其自然的限度，但人之所以有异于其他生物者，即在其天年之外犹有可离其肉体而长存的社会影响，亦即古人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人师表就是立德，培育人才就是立功，著书立说就是立言。此三者固然都是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但一旦为社会所吸收，成为众人之事，就超脱了个人的天年，而得与社会长期共存。先生离世不久，而国内外社会学界同人念念不忘先生的道德文章，各以其所得于先生者发抒新见，著文立论，不仅表达后辈的思慕，亦所以发扬光大先生的成就，扩大社会影响。这岂不是后继有人之明证，怎能不使人羡慰？

        我冒昧称先生为知己，实际上直到70年代末才有缘亲聆先生的教导。当时一见如故，友情自溢。何以故？其出于我们两人有相通之处乎？念先生在社会学上的造诣始于在中国华北、华中的农村调查。于大体上相当或稍前的时期，我亦已在中国华东及西南做农村调查。但两人关山重隔，战火弥天，各从其事，无由相识。事后互相对比在立论观点，为学方法上我两人却又何其相近。这岂能说是历史的偶然。

        我经常自觉一个学术工作者尽管主观上总是力求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但盖棺论定，总是难逃于时代的大气候。近代的东方正处于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时期。中国如此，日本亦非例外，迟早和速度不同耳。一个以研究东方社会为职志的科研工作者，不仅其自身的生活，其所接触到的社会和其所关怀的人民不可能离开这个主流。我和福武直先生之所以异地而同流，盖出于同一时代，抱有同一志趣的缘故。

        我们都是东方的社会学者，都受到了近代社会科学的训练，都明白只有从在社会中生活的众人的具体行为和思想里才能认识到这些人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形态和轨迹。这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条件是在掌握可以证实的调查资料。在传统的东方，众多的人口聚居在从事农业的村落中，这又决定了要了解东方的社会很难不从农村入手。在这些农村中一般都缺乏现存的可靠的调查资料。于是，亲自从事农村调查成了研究东方社会的学者入门的必修课。这个客观的道理，使福武直先生和我不约而同地都走上这一条从农村调查作为社会学开始入门的路子。

        先生的中国农村调查只是他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他从中国的农村调查之后接着就跨出中国的范围，进入日本和印度的农村社会研究，更进一步又跨出了农村社会的范围，进入了东方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的整体研究。他70年代著成了《现代日本社会论》，80年代又出版了英文本的《当代日本社会》。这些都是从点到面，从基础到上层建筑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基本上完成了他在社会学方面独到的体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实证要受理论的指导，而且要上升为理论，成为实证的理论。科学的正确形态只能是这种实证的理论”。他号召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必须要求我们的科学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

        从实际出发分析现实社会，用以导人们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也正是我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福武直先生在这条道路上用了比我较短的时间而取得了成果。我自己则由于无端损失了20个年头，即使幸而在垂老之年有机会急起直追。但时不再来，夙愿看来已经难偿。而福武直先生一生的成就却替我这类抱有相同志向的人提供了典范，使我们对这条为学之道更具信心。

        更值得欣羡的是我上边已提到的福武直先生在60和70年代中培植了日本社会学新的一代。在先生的暮年已看到这大批幼苗茁长成材。先生不仅身体力行，建功立业，而且后继有人，使先生所创导之学日见光辉，使后来者得以理解东方社会怎样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为21世纪全球性的社会做出贡献有了指望。在这些方面，我只有心向往之而自叹难追矣。

        在我和福武直先生最后一次分手时曾恳请先生遴选10本日本现代社会学的代表著作译成中文，使先生所培植的一代日本学人的著作能不受文字的限制流传中国。不意此事未成而先生已归道山。我诚恳希望中日两国社会学界的同人为纪念先生对两国学术交流的挚深友谊而努力完成此约。

        个人的天年总是有限的，但一生所提供予人类的精神贡献，则像播扬在人间的种子，到处会生根茁长。后继有人，我相信福武直先生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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