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时，我已七岁。我家住在重庆南岸狮子山附近，居所是海关的幢宿舍楼。这所两层的小楼临坡而建，楼上楼下本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了两家人住，把楼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面，另一家住下面。我家的楼层地板与坡上的地面大体平齐，因此开了一个门，通向坡面，但门与坡面之间并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楼的后墙本来与山坡间有好几米的距离，墙体与山坡间构成一种深沟的形势，深沟底部有渠水流过，因此在我家那开于后墙的门和坡面之间，便设置了一座木桥。木桥所通的坡面，有小小的院落，并有两间简陋的茅屋，一间是烧饭的厨房，另一间是放马桶的厕所。小院一侧有篱笆和木门，我家的大门，便是那木门，家人与亲友进出，都通过那双开的木门，因之我家和楼下那家人，并没有任何共用的门道，也就几乎从不来往。

        那幢小楼结构很简单，谈不上什么造型，就是长方形的模样。但我们的二层上面，有一个颇大的内嵌式阳台，那阳台对我们家来说，用处极大。那时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从小跟我父母一起过，年龄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刘云门续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齐时，房子根本不够用，重庆夏天又特别热，兄弟们挤在一间屋里特别难受，因此，哥哥们，还有小叔，在炎夏时往往便到那阳台上铺凉席睡，我有时也硬往他们一处凑热闹，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阳台是个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阳台的栏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见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在一起。山城重庆的剪影，一半为树丛遮蔽，豁显的那部分，从阳台上望去，大体上有如一个底边大于垂直边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雾中神秘地时隐时现，或在晴阳下如精勾细描的彩画，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雨中它会消失得无踪无影……几十年过去，从阳台望重庆市区的这些印象，仍鲜明地叠印于我的记忆之中。

        1949年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队，开小差的开小差，溃散的溃散。到接近秋天的时候，重庆实际上已处于半真空状态。解放军的到来，只是早晚的事罢了。那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门口过往的烂兵游贼不多，得以保全。但母亲彼时的焦虑，使小小年纪的我，也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记得有一天有个人闯进了我家院门，黑袍黑帽，穿得像戏台上的人物一样，母亲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桥上应付他，我缩身在母亲腰后，探头观望，他们一问一答之间，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称道士，劝说我母亲把我交他带走，据说天下已然大乱，留下我对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亲当然不听他的鬼话，最后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1949年9月2日，现在我从万年历上查出，是个星期四。那天只有母亲、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亲每天都要乘“海关划子”(汽艇)渡江到城里上班，总要天黑净了才能回到家里。那时小叔已经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广州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去乐山技专上学，小哥哥和姐姐则在城里巴蜀中学住校。大约是午后，吃完了饭，我一个人又跑到阳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双臂则趴在阳台护栏上，像往常一样，眺望江水和江对面的山城。

        江声浩荡，还有纤夫们悲怆的号子声。那是我童年时代耳边不绝如缕的生命交响，后来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种失重的感觉，夜里更觉得寂静得没有道理，心里空荡荡的。好久以后才懂得北京的安静方属正常，重庆那不间断的江流声反是一种特例。

        不知在阳台上趴伏了几时，我发现江对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烟，烟柱越来越大，并且扩散开去，渐渐形成了一片乌云。再过一阵，则可以看见红色的火舌，似乎在贪婪地往上舔，舔什么呢难道天上有蜜糖么我觉得很有趣，便扭头朝屋里大喊：“妈!彭娘!火!火!”然而妈妈和彭娘那时不知在忙些什么，她们根本没理会。

        我的视力非常好，至今仍能双眼都保持着1?5的水平。那时我竟能看清对岸露出来的一些房屋，乃至于房屋外的廊坝。那时山城下部布满了“吊脚屋”。歪歪斜斜的吊脚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挤我我挤你。我记得，有的“吊脚屋”那插到江岸边的撑木非常长，有的“吊脚屋”的窗口里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从窗口伸出长长的晾衣竿，上面晾的破衣烂衫仿佛军舰上挂起的“万国旗”。

        嵌在我记忆里很深的画面是，山城腰部的火舌连成了一片，不能说是红舌头，而是滚动的红龙了，火焰上的烟尘也仿佛打翻的墨汁瓶，在蓝天这块大纸上恣意地浸润开去。可是，虽然在对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脚屋”里的人，却全然不知，还在继续他们原有的活动，一个房子前面的小坝子上，有个人悠闲地躺在凉椅上，摇着把大蒲扇……

        妈妈和彭娘终于在我的大喊声中来到了阳台，她们朝对岸一望，便知不妙，连说：“造孽啊，造孽!”然而，她们摇着头离开时，也还没有惊慌，因为重庆常有火灾，她们那时只不过以为又来了一场较大的火灾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烧越邪。几个小时后，从我家阳台所能望见的那个直角三角形的半个山城，已然几乎全被火与烟所笼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层燃烧的房屋如何带着火焰塌下来，使下层的房屋立刻也陷入火海。那个躺在凉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坝子已堆满滚下的燃烧物。最惨的是沿江的“吊脚屋”，它们几乎在一瞬间便带着火苗跌入了江水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两艘被飞下的燃烧物引燃，于是其余的又赶紧驶离。江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蚂蚁一样的逃难人群，我看见当燃烧物飞滚溅落到江边甚至江水中时，一些“蚂蚁”只好拼命往江水里涌，最后一些人在江水里只露出了蚕种般的黑头发……后来听说，有些人不愿被烤死，终于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水深火热!

        一个七岁的儿童，亲眼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景象，却并不能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复述，使用了现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术，努力想回复当时的印象与感受，可是，很难。只能向读者保证：确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储存在了记忆之中。

        妈妈和彭娘是怎样惶急起来的，我不太清楚，总之，当我发现妈妈眼里有了泪水，并且一贯总是沉着的彭娘也手打颤起来时，我才明白，对岸的大火不仅烧死了无数的“蚂蚁”，而且，也危及到爸爸，还有小哥哥和姐姐的安全。我心里刚明白，便“哇”地大哭起来，这是一个七岁儿童唯一采取的摆脱危机感的办法。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无从和爸爸他们联系，只好听天由命。当晚爸爸没有回家，哥哥姐姐也没消息。妈妈和彭娘彻夜未睡。对岸的大火在夜空中显得更加狰狞恐怖。火焰的热气顺风逼过来，火星也越江飘散，楼下的人家开始朝楼墙上泼水，以防万一。妈妈和彭娘心有余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终于酣睡于妈妈怀抱中，她搂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床上去。

        第二天爸爸终于露了面，后来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灾”使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学杨素珍的父母便惨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灾”究竟是一场由于普通人用火不慎(而当时的消防系统已然瘫痪)，从而酿成的特大火灾，还是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分子蓄意放火以制造恐慌，并以此来销毁可能落到解放军手里的物资据说有人考证出来，是两种因素交织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还没开进山城，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我们一家人在那阳台上，围聚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朝江对岸望去，满目疮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着劫后的余烟。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军来到了山城，人们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学里，人们和解放军联欢，一边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边旋转着舞动，唱到最后，圆环紧缩，意味着团结无间，并且在当中举起一个小孩，小孩则挥舞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我便充当过那被高高举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无比高兴、无比自豪!

        我爸爸刘天演本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可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夕，将重庆海关的全部财产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与维护了下来(“九?二大火灾”中也没有受损)，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因此，解放后他不仅立即被吸收为重庆海关接收小组的成员，并且以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业务娴熟为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时，立刻被调任为新海关总署的统计处副处长。这样，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带妈妈、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轮船过三峡、夔门至武汉，再乘火车到达北京。从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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