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9月渭北根据地建立起，中经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至1937年2月改制为陕甘宁边区，前后共历四年又五个月。在北方诸多的革命根据地中，西北根据地规模之夫，斗争之艰苦，坚持时间之长，可谓独树一帜。其间，西北红军与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卓越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和培养下，还涌现出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阎红彦、郭洪涛、张邦英、刘景范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研中同成立和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培育了激励来者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精神财富成为后来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
一、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
邓小平曾经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其根本之点在于根据地的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从当地的具体实际出发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根据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逐步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南梁，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是黄土高原的偏僻地区，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又距离国民党在西北统治中心的西安、兰州、银川等大城市距离较远，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基本上属于“三不管”地区，利于建立革命武装，也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优势。刘志丹曾经说：连土匪搞几支枪就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同时这小的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易于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在陕甘地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地建立后，他们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先后建立了正式的红军和三支游击队，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于1934年11月在荔园堡正式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到1935年初，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广大区域形成了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的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11个苏维埃县治，成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刘志丹等在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结合当地敌、我、友的实际，十分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刘志丹的老战友习仲勋曾回忆说：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部下，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我们就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为此，刘志丹提出“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开展了艰苦的兵运工作和曲折的匪运工作。他积极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为我所用；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使他们弃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在刘志丹的教育和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其成员也踊跃参加革命。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重视改造哥老会的工作予以肯定。由此可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分清敌友，化敌为友，是陕甘根据地成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成功的经验，也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二、始终不渝、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的历程，是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历程。在这里，既有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接威胁着红军和根据地的生存，也有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屡屡“围剿”，使红军和根据地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更有党内和根据地内部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使红军和根据地多次出现危机，几濒失败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保持着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谢子长是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一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创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虽出生人死，历经挫折但斗志不减，信念更坚，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1934年8月的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他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起初，他骑在马上指挥战斗，后来马骑不成了，就坐在担架上继续工作。直到10月，他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离开部队休养。当敌人侦探到他的行迹，图谋杀害时，部队多次辗转转移，看到如此情景，谢子长激愤地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对不要让他们把我捉去。”当他感觉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痛苦地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不久，由于病情恶化，谢子长与世长辞，年仅39岁。谢子长不仅自己献身革命，还教育全家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从1932年到1936年，短短几年间，他的亲属在战场上牺牲和在刑场上就义的就有九人。为纪念谢子长，毛泽东曾两次为他题词并亲自为谢子长墓碑题写碑文，称赞谢子长为“民族英雄”。朱德题词称赞谢子长为“陕北人民领袖”。
1935年九十月发生在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中，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的领导人受到殴打、受冻和挨饿等折磨。据黄罗斌回忆说：在“肃反”中，“我和七十八师师长杨森一同被捕，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我们这些为革命赤胆忠心，在对敌斗争中出生人死的勇士们，顷刻问变成了‘罪犯’。伴之而来的是大声斥责、严酷的逼供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一次，“肃反”的执行者刑讯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秀山，张秀山宁死不屈，慷慨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审到最后，张秀山放声痛哭着呼喊：“你们可怜呵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呀！”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黑牢里，在敌人的屠刀下，大多能做到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因为那是对敌人。但在党内斗争中，在组织面前，像张秀山这样视党性良知高于生命、宁死不讲违心的话、在严刑逼供之下也绝不乱招乱供的共产党员是不多见的。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就连“肃反”的执行者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开始怀疑陕北“肃反”“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
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坚强意志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而艰险的，只有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踏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不久，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趁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霖扩充势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团，争取民团、哥老会，在陕、甘、宁边界活动。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起边界的三道川训练队伍，准备起义时，遭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四个连。部队整编后，在宁县张皮原又遭国民党陈琏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部编人国民党驻彬县的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正当刘志丹以补充团名义扩充部队、筹措军需时，引起苏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获释。刘志丹出狱后，继续以陈畦璋部第十一旅旅长名义从事兵运工作。后又在宁县早胜镇遭到陈部高广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1932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发动国民党警备第三旅起义，也因起义联络失误而失败。
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偕同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志丹任总指挥。
后来，正当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之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提出放弃已有的根据地，南下另建根据地的错误主张，刘志丹挺身而出，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出发，无私无畏地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样做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为此，他再次受到打击。结果，部队南下，在终南山一带与国民党军队苦战，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困于山涧，以野果充饥。在严重危急情势下，更显出刘志丹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英雄本色，他亲切地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网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在咱们一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刘志丹等死里逃生，历尽艰险才回到原根据地。
四、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几年间，“左”倾错误频频出现，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使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数度蒙冤，但他们无论遭受多么大的冤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不改初衷，无私无畏地坚持真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以对党的赤胆忠心、无限忠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格。
1932年12月，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污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领导职务，欲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开除出部队。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杨仲远留在部队，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面对这种无理责难、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对此泰然处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不计较个人的名位，积极协助时任团长的王世泰工作，继续尽其所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在1935年九十月陕北错误的“肃反”中，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杨森等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的领导人60多人被诬陷为“右派反革命”，先后被关押在瓦窑堡的监狱里。当时，刘志丹正在前方作战，“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实则暗中写信命前方捕人。刘志丹信以为真，立即动身。途中他与送信的通讯兵相遇，这位通讯兵认识刘志丹，把信给刘丹看。刘志丹打开，发现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密令中写道：“已确定刘为反革命，速调刘、高回来。”刘志丹明白了一切，如雷轰顶，如箭穿心。但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自己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讯兵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到了瓦窑堡，他没有去省委，也没有回家，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向有关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说完，他就被关押起来。就连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六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经受磨难。幸有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派人将受诬被捕的同志全部释放，毛泽东、周恩来还接见了刘志丹等人，予以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胸怀坦荡，毫无怨言，但一些获释的干部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愤愤不平。刘志丹告诫大家，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他说，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对此，党中央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习和效法的”。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五、热爱群众、忠于人民的赤子情怀
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革命过程就是党和人民结合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就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20世纪40年代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说：“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事实确实如此，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作风，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一特点他在西北根据地时期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艰苦的兵运工作中，他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在创建照金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亲历这段历史的王世泰回忆说：习仲勋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后，习仲勋和特派员张策受刘志丹之命，深入到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村村开会，逢人讲演，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还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豹子川等地群众组织。春节过后，在他们的努力下，这里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后来，习仲勋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回忆当年的情景：“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的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地由于习仲肋突出的成绩和出色的才能，1934年2月，在红四十二师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被选举为边区临时政权组织—边革命委员会主席。这年11月，在陕甘边区工兵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习仲勋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他刚满21岁。
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得到刘志丹等边区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更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习仲勋深感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经常深入实际，深人群众，了解群众的冷暖。在他的主持下，边区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策、财经政策、军事政策、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十大政策”，他利用一切机会，走村串户，了解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群众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习仲勋爱民、知民的赤子情怀，也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正如后来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中写道：“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毛泽东高度评赞习仲勋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又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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