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的兵运活动

        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七八月间，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回到陕西省委，旋即被派往陕北。当时，陕北特委处在米脂遭到破坏之后的消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便开始了陕北和陕甘边界的兵运活动。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县），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曹力如的帮助下，利用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和政界的矛盾，将路仰之赶走，由刘志丹、曹力如分别担任了正、副团总。刘、曹利用合法身份力图将这支民团改造成为革命武装。保安县党组织遂派一批党员进人该民团，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开始了对这支反动武装的改造。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支持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曾逮捕和处决了几个为人民深恶痛绝的豪绅。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反扑。迫于反革命的压力，刘志丹离开了民团。曹力如和其他人则继续在民团潜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29年秋，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做兵运工作。刘、谢带数十人，以率部来投的合法名义进入苏雨生部。刘志丹、谢子长不但在陕北、陕甘边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在敌人营垒中也享有盛名。苏雨生以“小庙得大神”，偶得英雄的仰慕心情，款留刘、谢。苏雨生为求扩大势力，将刘、谢所带人马编为一个旅，以谢子长为旅长。同时委派刘志丹为张廷芝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希冈借助刘志丹掌握张廷芝（张与苏原非一个系统）。随后，陕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张秀山、张东皎、王世泰、马云泽、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华、贺晋年、郝兴民等50人，进入苏雨生部，并成立了党的军委，书记为张东皎。1930年春，苏雨生在宁夏失败，流窜于宁陕甘边界。这时，谢子长被陕北特委调回，而刘志丹则被苏雨生派回陕北，扩大实力。刘志丹回到保安后，从保安民团拉出一些人做基础，收集旧部，接收民间武装和“杆子”（土匪），很快组成了一个营，由刘志丹为营长。部队活动于庆阳北道川地区。与此同时，陕北特委又派谢子长、阎红彦、赵洪枝、赵文蔚、马云泽、李维俊去宜川“后湫天”收编土匪杨庚武部周维奇营，即将该营300余人枪拉出。随后进到三道川与刘志丹所部会合，编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后张廷芝以其妹做诱饵，收买周维奇。周遂与张合谋叛乱，谢子长等少数干部脱险，部队均被搞垮。当时刘志丹正在庆阳，他获悉周维奇叛乱后，立即回返三道川，途中遭张廷芝追捕。刘志丹避于永宁山寨，在曹力如、王子宜保护下脱险。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的军事活动受挫。

        1930年10月，刘志丹、谢子长回特委参加第三次扩大会议。会后不久，刘志丹被派往保安拉队伍，谢子长则调上海中央特科受训。刘、谢二人遂分途行动。

        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在保安党组织帮助下，组成一支十余人的武装部队。9月上旬，刘志丹率领这支部队以陇东民团军第六营的号，巧袭太白镇，击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数十匹。其后，便游击于保安、甘泉、合水一带，并在两三个月内发展为200余人枪。后井岳秀部二五六旅高双城的一个营，进驻保安进行“围剿”。刘志丹率部与敌交战。战斗多次失败，部队损失过半，被迫退至宜君县小石崖一带子午岭山区。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的军事活动再次受挫。

        1931年初，刘志丹派游击队支部书记杨树荣去省委联系。省委指示再次与苏雨生合作，积蓄力量，待机起义。1930年冬季苏雨生在宁夏失败后，接受了杨虎城改编，当上了旅长，驻防彬县。当刘志丹再次率部投人时，苏雨生即将刘志丹的部队改编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利用这个时机，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队，一面招收革命青年，积极扩大部队，准备起义。这时，地主豪绅暗中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串通，密谋捕杀刘志丹。苏雨生与反动当局合谋，假以开会为名，诱骗刘志丹到彬县，将刘逮捕，关人彬县监狱。同时他还调动两个团围攻职田。部队与敌血战两昼夜，后为营救刘志丹出狱，经连排长会议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部队被缴械后，编为徒手运输连，驻彬县东关村娘娘庙。刘志丹入狱第八天，恰遇杜斌丞因公人甘，途经彬县。经由杜先生解救，刘志丹得释。第三次起兵又失败了。

        刘志丹出狱后，巧遇同乡李勤甫。李系陇东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琏璋的副官处长，他为陈在天津购买驳壳枪两打，行至彬县被苏雨生扣留。陈、苏之间的矛盾骤然激化。李勤甫偕刘志丹去平凉晤见陈畦璋。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敬佩，鉴于陈、苏之间的尖锐矛盾，陈愿与刘协力抗苏，并委任刘志丹为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防地划为宁县、正宁两地。这时，杨虎城已下令消灭苏雨生，通令陈硅璋执行。于是消灭苏雨生部的作战计划便产生出来了：驻早胜镇陇东十三师直辖骑兵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正宁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刘志丹部为攻歼部队；陇东十三师刘宝堂旅为追歼部队。不料，高广仁与苏雨生、张廷芝早有勾结，高、苏、张三部计划退往宁夏称霸一方。在这一阴谋之下，1931年6月29日，高广仁突然行动，将刘志丹旅打垮，与此同时刘宝堂旅也被高军缴械，并将排长以上干部绑架，向北窜逃。但高军行至庆阳，被陈畦璋西峰镇驻军蒋云台旅打散，陈珐璋部两个旅因而得救。高广仁残军退往宁夏后完全失败。而这时蒋云台却通缉逮捕刘志丹。在这种形势下，刘志丹留张秀山、王世泰、张景儒、张尔凯、刘约三等人于陈部，继续隐蔽，以待时机。他偕马锡五离队，进入南梁地区。刘志丹又遭到第四次失败。

        1931年7月中旬，刘志丹、马锡五进人南梁地区后迅速展开活动，很快便收编了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股武装，分别授予三个营的番号：赵连璧部办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杨培盛部为第二营，营长为杨培盛；贾生财部为第三营，营长贾生财。至此，刘志丹终于组成了一支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一南梁游击队。不久，该游击队与转战陕北的晋西，与游击队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红旗，成为西北红军的前身。

        

二、对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的几童以识

        1．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迫，且具相对的有利条件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当时陕甘地区土地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遭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甘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当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2．刘、谢等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央、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大多是失业的工人、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群众，要为这部分群众不成为敌对阶级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活动。……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和可能的。同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中提到，党的策略应该是“……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务普遍进行”等。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中，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

        192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1930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中，就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式、过去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组织兵士暴动的工作路线等方面又作了详细的说明。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的军队武装，而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绝非他们个人的“称王”心理）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3．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也得到了增加，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

        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人敌军内部，出生人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等，为以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创立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七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收进步士兵加入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兵运工作，才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与刘志丹先后交往的国民党军官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左协中、刘宝堂等都是受到刘志丹政治思想的影响，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都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参加斗争，谢子长、刘志丹还对陕北地区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进行了争取改造，将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

        4．刘志丹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将军事工作转向了农村，为以后创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

        如前所述，刘志丹、谢子长开展的兵运工作，既符合党的指示精神，也为以后党的军事工作的开展培。养了大批骨干。但兵运工作最终未能取得完全胜利。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等意识到干革命首先要有枪杆子，这是一个朴素的观念。枪杆子从哪里去抓？枪在敌人手里，在反革命军队里头，要从那里去抓，这是又一个朴素观念。在走了弯路、吃了大亏后，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现成的旧式武装，一切旧式的武装都不能生成革命的军队。而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众中去创造人民的军队。正像刘志丹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所说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了条件我们就要单独出去搞。”“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逗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谢子长也意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步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被敌人打垮。”从这以后，他们便甩开了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了。

        综上所述，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活动，虽然其问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但同时，这些失败也使共产党人增长了才干，积累了开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尔后的西北红军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力量，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在陕甘边区的影响。他们不畏艰辛和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兵运工作作为刘志丹、谢子长早期试图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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