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巩固与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具有显著特色的群众工作模式和经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群众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
1．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前提
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根本目的。陕甘边革命斗争时期，党领导革命武装开展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不断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和生产生活的权利。
（1）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华池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并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劳动、粮食、财政、工农监察、文化和妇女等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随后，各县陆续建立了革命政权。南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党在陕甘边施行民主政治的有益尝试。苏维埃政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群众从民主制度中首次表达自主的意愿，首次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首次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极大地增强了陕甘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级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获得新生的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政权，积极保卫自己的政权，使陕甘边区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
（2）保障群众享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权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刘志丹等就开始了领导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等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依据农户经济状况，划分了阶级成分。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3）保障群众享有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陕甘边的党和政府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关心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疾苦，切实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南梁政府成立后，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比较重。为渡过难关，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政府在向敌人夺取的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打土豪或缴获敌人的财物，除留给政府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
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并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为活跃集市贸易，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和保护其利益的政策，把根据地的羊只和山货廉价卖给他们，鼓励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货物想方设法运到根据地来。边区政府还发行了“苏币”，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经常组织干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边区政府在荔园堡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同时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还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先后培养部队和地方干部200余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分别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红色西北》等刊物，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地区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2．凝聚群众的革命力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基础
俗话说：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就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类革命群众组织的建立健全，先后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共青团、工会、妇女会，以及由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指挥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这些革命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参战，有力支持和配合了政府、部队的工作。
为巩固根据地，加强对敌军事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动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策，内容包括：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群众参加游击队经过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后，编人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对阵亡的红军、赤卫军、少先队战士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这些法令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了最著的成效，根据地人民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对于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成效和影响力，当时，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通过在西北的实地采访，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根据地人民“当然赞成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
3．采取有效的工作方法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关键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一切工作有赖于党员发动群众去做，依靠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得以生存，使根据地得以发展。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的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灵活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
（1）坚持以理喻人。在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上，当时有的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只知道机械地按省委指示办事，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造成根据地不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左”的错误做法，他非常赞同刘志丹提出的“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的主张。他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也首先尊重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他们称赞道：“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2）坚持以诚待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陕甘边的党和政府在斗争中认识到这个法宝的重要性。在开辟陕甘苏区的过程中，红军力量较为弱小，如不注意搞好统战工作，化阻力为助力，还会处处受到制约。陕甘边党和政府吸取了杜衡破坏与夏老幺互不侵犯关系而招致失败的教训，积极与哥老会等帮会组织搞好关系。正宁县西渠有一位势力很强的哥老会大爷陈某，在红军和当地游击队经过多方努力，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后，他不仅为红军和游击队来往西渠提供方便，而且给予了很多帮助。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也经反复做工作，与游击队建立了统战关系，为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后来还担任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副大队长。
（3）坚持以情感人。刘志丹、习仲勋认为，只有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有多股土匪，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是迫于无奈上山为匪的。对那些同情和倾向革命的，刘志丹、习仲勋都向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革命道理，耐心争取，肝胆相照，使其弃暗投明。1934年夏，他们派人上黄龙山做收编郭宝珊的工作，并及时送去慰问信和马匹等慰问品。在刘志丹、习仲勋的感召下，10月20日，郭宝珊毅然在新堡宣布起义，率部120余人进入庆北苏区。习仲勋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即率红三团、骑兵团前往柔远城南一带接应。11月10日，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并将郭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之后，一些土匪武装也接受了改编，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4．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保证
陕甘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指战员的成分和来源比较复杂，尤其是少数人带人部队一些不良习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声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纠正部队少数成员的严重违纪行为，树立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陕甘边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红军部队的政治教育，在教育中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之成为团结群众、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他密切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充分发挥着模范作用。在南梁革命斗争时期，刘志丹自觉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想到的总是人民群众，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刘”。他作为部队的总指挥配备有一匹马，但他几乎从来不骑，行军总是步行，把马让给病号骑。他穿的一件缴获来的破呢子大衣，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坐垫，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说他是活地图。红军打下合水县后，分发没收来的豪绅衣物时，他要求先分给战士和群众，分到最后给他分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他就将它翻过来穿。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5．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陕甘边党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廉政制度，对党员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带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批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防止特权思想的侵袭。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十块大洋就要枪毙。”他又说：“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处分。高岗犯过错误，也受到撤职的处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违法不但加重处分，而且严厉惩处，党政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腐化现象。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扬和拥护。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深刻教训一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时期，“左”倾错误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1．在思想政治上，贯彻了一些脱离群众的极“左”政策
例如在土地改革方面，一些地方不仅地主的土地要没收，甚至对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1935年冬，庆阳县白马区在分配土地时，对小地主郭万城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将其财产全部没收分配。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渭北遭受挫折后，开到正宁县南邑、湫头一带休整，李艮来部队巡视。他提出在五顷原实行土改，并要在20天内完成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就在李艮布置土改的同时，国民党部队完成了对游击队的包围。而李艮却不顾敌人的“围剿”，连续五六天集中游击队干部开会，同时派党员及战士组织群众分地。由于大敌当前，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所以土地分配不下去。敌人开始进攻，游击队撤退，土改宣告失败。由此可见，党领导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之上，必须在巩固的根据地内才能进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进行土改，是注定要失败的。
2．在军事路线上，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战略方针
刘志丹同志曾总结道：“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因而“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在陕甘边界开创了照金根据地，依托桥山同敌人周旋。而当时“左”倾错误代表者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先是要红军北上，打通“国际线”，后又要南下打关中。刘志丹等同志据理力争，但被扣上“游击主义”、“土匪路线”等帽子，并被解除职务。“左”倾路线的错误，很快导致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覆没和照金根据地丧失。“左”倾错误给陕甘边革命运动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3．在工作实践上进行了残酷斗争的错误“肃反”
1935年9月，王明“左”倾错误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起来，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军官，几乎无一幸免地被逮捕，200多名干部被残酷杀害。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了解到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942年，中共中央对此次“肃反”作出决定，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肃反”，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这次错误的“肃反”，给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因为错误的“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人严重的危机。”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1．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推进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无论是陕甘边时期的浴血奋战，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
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陕甘边革命斗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也是围绕改善民生展开的。目前民生问题突出表现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保民生也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措施。只有代表民意，倾听民声，关注民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解决了民生问题，人民生活安定、富裕了，社会才能保持良性的和谐发展状态；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谋发展、促发展的积极性，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才能促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坚持科学的群众工作方式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
党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只有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在陕甘边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并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会一夜之间丧失政权呢？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严重脱离群众。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党对群众工作最深刻的经验总结。
当前党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能否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已成为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我们要牢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丢。
3．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确保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理论。但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在屡遭挫折的过程中，党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逐渐认识到只有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左”倾错误。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真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以及后来的错误“肃反”，都是“左”倾错误的恶果。1933年11月，刘志丹主持召开包家寨会议，实事求是地确立了以开辟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而使陕甘边“二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根据地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路线，革命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
为此，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应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首位。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坚持和发展。
4．坚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充分相信和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代表群众利益，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永葆党的先进性。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和优良传统，并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联系群众。但是不能否认，目前的确有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甚至个别人堕落成腐败分子。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做联系群众的模范，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切实落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一是尊重民权。要多深人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把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明明白白告诉群众，把发展前景清清楚楚讲给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畅通民意。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顺应民愿。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以此为标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第一责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富裕起来，不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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