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在耶路撒冷的谈话中，有一个人始终未被提及，他就是所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伦敦圣詹姆斯区梅森院子7-8号伊舍伍德美术馆馆长与所有人朱利安·伊舍伍德。伊舍伍德并不知道加百列近日来的调查进展和危险遭遇。从上次在阿姆斯特丹帮加百列搞到一份泛黄的拍卖记录之后，他在整件事中的角色就沦为了一个只能焦急等待、无助又无奈的旁观者。为了打发时间，他时刻跟进英国警方的调查进展。如他所愿，警方没有向报社透露油画失窃的事，但是他们对于油画的下落和杀害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的凶手身份仍然毫无头绪。这不是哪个为了找快钱的业余小偷，警探为自己找借口说，这是专业盗贼。

        伊舍伍德就像是一个死刑犯，他的世界萎缩了。他出席不入流的拍卖会，展出不入流的油画。为了转移注意力，他还和新来的年轻前台打情骂俏，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精心准备自己的职业葬礼。他排练好了将对富商巨贾的艺术顾问大卫·卡文迪什所做的演讲，甚至还拟好了一份认罪书，准备事后寄给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潜逃、流亡的画面在脑海中时不时地上演。可以到普罗旺斯山找一栋小别墅，或者去哥斯达黎加海边找一间木屋。美术馆怎么办呢？在他心情跌落谷底时，他想，说不定要卖给奥利弗·丁布尔比。奥利弗一直都觊觎美术馆。现在，拜那幅104厘米×86厘米的《年轻女人的画像》所赐，奥利弗只需要帮朱利安收拾收拾残局，就能拿下美术馆了。

        当然，这都是胡思乱想。伊舍伍德才不打算下半辈子背井离乡在外流亡。他也不可能把心爱的美术馆交给肮脏龌龊的奥利弗·丁布尔比。如果他真要面对公开行刑队的话，那他也将不戴蒙眼布，高昂着头颅等待那一刻到来。这一次，他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就像他的老父亲一样。就像加百列·艾隆一样。

        他正在脑海里勾勒这些画面时，突然看见一个人走进梅森院子，踏着潮湿的石砖走过来。那人立着衣领以抵挡深秋的寒风，眼睛四处张望，大概三十几岁，身材健壮，像一辆全副武装的战车，身穿一袭黑衣。伊舍伍德一开始害怕他是别人派来的收债打手，但是几秒钟后，他突然想起自己见过这个人。他是南肯辛顿某个大使馆安保部门的职员——很不幸，那个大使馆被迫需要雇佣很多像他那样的人。

        不一会儿，伊舍伍德听见前台半睡半醒地低声报告，有一位雷德克里夫先生来访。距离下一个约会还有一些时间，雷德克里夫先生——这绝对是假名，当然，如果真有这个名字的话——希望能参观一下美术馆的藏画。一般情况下，伊舍伍德会拒绝这种突然到访的客人。但是那天早晨，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他破例了。

        他小心谨慎地接待那个人，把他领到比较隐秘的二楼展览厅。不出伊舍伍德所料，雷德克里夫先生仅在此稍作停留。他皱着眉头瞟了一幅卢伊尼—眼，嘴里啧啧地看了一幅波登，最后似乎对克劳德笔下的明亮景色有些疑惑不解。“我喜欢这幅画，”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信封递给伊舍伍德。“我再和你联系。”然后他压低嗓音，低声补充道，“一定要一五一十地遵照上面的指示。”

        伊舍伍德把年轻人送到门边，然后躲到卫生间，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张小纸条。伊舍伍德拿起纸条读了一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读了第二遍。一阵解脱之感突然袭来，他倚在洗手池边站稳脚跟。加百列虽然没有找到画，但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伊舍伍德之前查找那幅画的来源时，没有查到它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盗的情况。也就是说，那幅画的合法主人并不是大卫·卡文迪什那位不知名的神秘客户，而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位老妇人。对于朱利安·伊舍伍德而言，这一发现意味着他头上的破产乌云已经散了。一般情况下，与战争期间被劫掠的艺术品有关的官司能打上好几年。但是伊舍伍德的经验告诉他，世界上没有哪个神圣的法院会要求他向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油画的人支付赔偿款。那幅伦勃朗还没有找到，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了。但不管怎样，伊舍伍德已经脱身了。

        然而，伴随着解脱感而来的是一阵深深的愧疚感。他为赫茨菲尔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感到遗憾。他对于这种遭遇深有感触。他为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的命运感到愧疚。利德尔为了保护伦勃朗牺牲了自己。同样，他也为加百列·艾隆目前的处境感到内疚。加百列为了找回油画，似乎结下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敌人。他似乎再一次落入了阿里·沙姆龙的魔咒。又或许，伊舍伍德想，是相反的情况。

        伊舍伍德再次看了一遍纸条，然后按照指示，点燃火柴把它烧着。不一会儿，纸条便在一团爆破的火焰中消失殆尽。伊舍伍德两手颤抖着回到办公室，心情愉悦地坐在办公桌前。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一下闪光纸的事，兄弟。他想，差点把我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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