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女人的画像》是一幅104厘米×86厘米的油画。伦勃朗画这幅画时住在阿姆斯特丹旧城西面的一栋大房子里。1639年，他以三万荷兰盾买下那套房产。即便是对具有他那种声望的画家而言，三万荷兰盾也是一笔巨款，因而也最终导致了他的破产。那时候，他住的那条街叫作圣安东尼大街。后来，由于周边街区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街道被重新命名为犹太人大街。伦勃朗为何选择在那样一个地方生活，这一点一直存有争议。因为他内心深藏着对犹太教的热爱？还是因为这里也住着许多别的画家和收藏家？不论是哪个原因，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画家曾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中间生活和工作。

        伦勃朗死后不久，许多大规模的犹太人聚居区在犹太人大街对面围绕着维萨广场和美吉广场建立起来。那些红砖建筑在纳粹占领荷兰之后幸存下来，但是里面的大多数住户并没有。四片老旧的德系犹太人聚居区中间，坐落着犹太人历史博物馆，它是那段残忍历史的主要保管人。加百列穿过门口的安检仪，向工作人员询问检索区的方位，工作人员告诉他在最底楼。检索区的装修十分现代，干净整洁，灯火通明，里面陈列着许多长工作台。有一个螺旋梯通往上方的文件架。由于时间较晚，里面几乎没人，只有一个四十岁出头、顶着一头红金色头发的高个子档案保管员。

        加百列没有说明具体的细节，只是告诉他要寻找一个名叫雅各布·赫茨菲尔德的人的信息。档案保管员询问名字如何拼写之后，径直走向一台电脑终端。他按了一下鼠标，桌面上出现一个数据库搜索界面。他依次输入赫茨菲尔德的名和姓，再点了一次鼠标。

        “这可能是他。雅各布·赫茨菲尔德，1896年3月生于阿姆斯特丹，1943年3月卒于奥斯维辛。他的妻女同时被杀。女儿只有九岁。”档案保管员侧过头来看着加百列，“他们当时一定很富有，住在米登路庄园，那是个好地方，离这里很近，就在韦尔特海姆公园对面。”

        “有办法知道这家人是否还有幸存者吗？”

        “数据库里查不到，让我查一下文件。”

        档案保管员走进一扇门，消失不见了。基娅拉在一排排文件架前走来走去，加百列则坐在电脑前，翻看逝者的生平信息。萨洛蒙·沃斯，1932年5月31日生于阿姆斯特丹，1943年5月14日于西伯利亚被杀……阿丽达·斯皮尔，1915年9月20日生于鹿特丹，1942年9月30日于奥斯维辛被杀……萨拉·席尔瓦。罗萨，1930年4月8日生于阿姆斯特丹，1942年10月15日于奥斯维辛被杀……一共有11万荷兰犹太人被塞入货车，运往东欧杀害和火葬。这只不过是其中三个。只有五分之一的荷兰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一数据在德国人占领的所有西欧国家中排名最低。犹太人大屠杀期间，荷兰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之所以最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荷兰社会各界为德国人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实际上，从逮捕犹太人的荷兰警方，到运送犹太人赴死的荷兰铁路工人，荷兰民众在大屠杀行动的每一阶段都表现得十分积极。“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首长阿道夫·艾希曼事后谈到荷兰当地百姓所给予的帮助时说：“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共事。”

        档案保管员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我想起这个人和这个地址了，还有一个小孩活了下来。但我觉得她不太愿意提起那段往事。”

        “为什么？”加百列问。

        “我们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一场年会，重点关注那些在大屠杀期间被藏起来的小孩。去年，我负责登记。”他举起那张纸，“莉娜·赫茨菲尔德参加了第一场会议，但会议结束后，马上就离开了。”

        “怎么了？”

        “我们邀请她写下战时记忆，以便丰富档案，但她突然变得非常不安和愤怒。她说她来这里是一个错误。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

        “那种反应很正常，”加百列说，“幸存者通常要过很多年才愿意重提往事，有一些人永远都不愿意提起。”

        “没错，”档案保管员说，“但是被藏起来的孩子是最不被人们理解的一批大屠杀幸存者。他们的经历有其自身独特的悲剧意味。大多数小孩都被交给了素不相识的人。他们的父母只是为了救他们，但是有哪个小孩能真正理解自己为什么被遗弃呢？”

        “我明白，”加百列说，“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找她。”

        档案保管员打量起加百列的脸，他似乎看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然后他苦笑着把文件递给加百列。

        “不要告诉她你是从我这里拿到的地址。还有，一定要对她好一点，她很脆弱，他们都有一点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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