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娅拉判断对了。莉娜·赫茨菲尔德在沉默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愿意谈论战争的事情了。她并没有径直吐露那个被埋葬在过去的可怕秘密，而是一步步慢慢地打开心扉，像是教师正在教授课程难点。加百列和基娅拉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情感观察专家，他们没有强迫她加快进程。相反，他们一言不发地坐在莉娜家雪白的沙发上，两手叠放在腿上，像两位正在聚精会神听课的学生。

        “你知道荷兰语‘沃扎林’的意思吗？”莉娜问。

        “不知道。”加百列回答。

        这个词，她说，是荷兰在国内天主教和新教分庭抗礼的情势下用于维持社会和谐的一个概念。维持和平，不是通过互动，而是依赖于严格的分离。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是加尔文教徒，那他只看加尔文教派的报纸，只在加尔文教徒开的肉铺买肉，只在加尔文教徒经营的体育俱乐部里庆祝比赛的胜利，他的小孩也只上加尔文教派的学校。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也一样。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成为亲密朋友的情况很少，犹太教徒和各个教派的基督徒做朋友的情况更是闻所未闻。围捕和驱逐行动开始之后，很少有犹太人能躲过德国人的搜捕，主要是因为“沃扎林”这一传统。大多数犹太人都找不到能够帮助他们的人。

        “但是我父亲不同。战争打响之前，他通过做生意结识了几个犹太人聚居区以外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人是罗马天主教徒，他叫尼古拉斯·德格拉夫，是位绅士。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小孩住在冯德公园附近。我猜我父亲给了他们很大一笔钱，但我父亲和他都没有跟我提过钱的事。9月9日那天临近午夜，我们走进德格拉夫家里。我们一个个地进去，那样不会引起邻居怀疑。我们每个人都穿着三套衣服，因为不敢提着手提箱在市里走动。德格拉夫让我们藏在阁楼里。我们从楼梯上爬进去，之后阁楼门关上了。从那开始……便是无尽的黑夜。”

        阁楼里没有生活设备，只有几条旧地毯铺在地板上。每天早上，德格拉夫太太会端来一盆清水给我们洗漱。厕所在楼下。为了安全起见，德格拉夫一家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只准上两次厕所。只能低声说话，夜间不准言语交流。他们每个星期给我们换一次衣服，食物也只有德格拉夫一家从他们的配额中省下来的一点点。阁楼里没有窗户，不准在里面点灯。点蜡烛，连安息日也不行。没过多久，赫茨菲尔德一家都出现了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躲在黑暗中所引起的各种心理症状。

        “我们白得像幽灵一样，骨瘦如柴。德格拉夫太太做饭的时候，香味会飘进阁楼里。他们吃过饭后，她会把我们的食物端上来。食物从来都没有够的时候，当然，我们并不抱怨。我一直记得我们刚到他们家时德格拉夫太太惊恐的样子。她很少正眼看我们，我们每次下楼上厕所，她都很紧张。上厕所是我们从无尽的黑暗和寂静中稍微缓口气的唯一机会。因为没有灯，我们不能看书。因为不准发出声音，我们也不能听收音机，不能说话。晚上，我们每每听见德国人突击搜查的动静都害怕得全身发抖。”

        德国人并没有独自开展突击搜查。荷兰警方特别小组“斯托克哈德”和德国人自己创建的志愿辅助警察队帮助他们一起搜查。志愿辅警队主要由荷兰党卫军和荷兰纳粹党人组成，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是一群狂热之徒，一群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夜间搜查任务的犹太人捕手。在驱逐犹太人运动早期，他们每抓到一名犹太人就可以拿到七个半荷兰盾。随着驱逐运动的逐步推进，荷兰境内的犹太人越来越少，搜查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于是，他们的奖金涨到了四十荷兰盾。在经济萧条的战争时期，四十荷兰盾是一大笔钱。许多荷兰市民为了拿到几个银币纷纷告发藏起来的犹太人。

        “那是我们最大的恐惧，害怕自己被出卖。不是被德格拉夫一家出卖，而是被那些认识我们一家人的邻居和朋友出卖。我父亲最担心德格拉夫家的小孩。他们家三个小孩都已经十多岁了，但最小的那个男孩和我一样大。我父亲担心那个男孩会不小心把我们的事告诉他同学。小孩子，你知道的。他们喜欢说一些事情让朋友们刮目相看，而又不明白那么做的后果。”

        “最后是这样吗？”

        “不，”她斩钉截铁地摇摇头，“德格拉夫一家从没有透露过我们藏起来的事情。出卖我们的是一个邻居，是隔壁屋的一个女人。”

        “她听见了你们出入阁楼的动静？”

        莉娜望向天花板，她的目光变得可怕。“不，”她终于开口说，“她看见了我。”

        “哪里？”

        “花园里。”

        “花园？你在花园里干什么，莉娜？”

        她张口准备回答，但突然把脸埋在掌心里，哭了起来。加百列紧紧地抱着她，对她悄无声息的哭泣感到震惊。莉娜·赫茨菲尔德，这个黑暗中的孩子、阁楼里的孩子，直到今天，还能够一声不响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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