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3日，著名诗人、大提琴家、阿根廷异见人士玛利亚·埃斯皮诺萨·拉米雷兹，被人从一架飞翔在两千米高空的军用运输机的货舱里扔进了南太平洋。就在她被扔下海的一刹那，负责谋杀行动的上尉用砍刀切开了她的腹部，以保证她落水后，海水能迅速灌入她体内，让她永远沉在太平洋底。她的丈夫，著名的反政府记者阿方索·拉米雷兹直到几个月后才得知妻子失踪的消息。因为在妻子被杀的同时，他也被当局关押了起来。如果不是因为大赦国际组织不遗余力地吸引人们对他的案件的关注，他十之八九也遭遇了和妻子一样的命运。被关押一年多以后他成功获释，条件是此后不再写与政治相关的新闻报道。“沉默是阿根廷的一项伟大传统，”那些将军把他放出来时说，“我们相信聪明的拉米雷兹先生会发现它显而易见的好处。”

        如果换成别人，可能会听取将军们的建议。但是悲愤交加的阿方索·拉米雷兹勇敢无畏地向当局发起了挑战。他的战斗并没有随着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的倒台而结束。在拉米雷兹数年来成功揭露的多名刑讯逼供者和杀人凶手中，有一位正是当年把她妻子扔下海的那名上尉。当法官终于判定那名上尉有罪的时候，拉米雷兹哭了。几个月后，当法官判了那名杀人凶手仅仅五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他再次哭了。他站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大声宣告阿根廷的司法系统已经和所有失踪人口一起，躺在了太平洋底。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后，发现家里一片狼藉，浴缸里被人装满了水。水底放着几张她妻子的照片，每一张都被撕成了两半。

        阿方索·拉米雷兹逐渐成长为拉丁美洲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人权卫士之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阿根廷的又一段带有悲剧意味的历史——与纳粹德国的密切联系。2006年，他发表了一部历史大作《魔鬼的避难所》，详细介绍了裴隆政府、梵蒂冈、党卫军和美国情报机构如何帮助几千名战犯在阿根廷找到了战后的避难天堂。除此之外，书中还记载了拉米雷兹帮助以色列情报机构揭露和逮捕一名叫作埃里希·拉狄克的纳粹战犯的经历。尽管拉米雷兹记录了那段经历的各种细节，但他没有提及与他共事的那名以色列传奇特工的名字。

        那本书让拉米雷兹成了百万富翁，尽管如此，他还是抵住了圣特尔莫区北部时髦郊区的吸引，留在了南部西班牙语区。他的房子是一栋巴黎风格的大建筑，中庭是一个院子，螺旋梯上铺着一条褪了色的地毯。这里既是他的住所，也是他的办公室。每间房里都堆满了成千上万卷了边的文件和卷宗。据传，拉米雷兹所收集的档案总数得过政府的官方记录。然而，尽管多年挖掘阿根廷的黑暗历史，他从未用电子文档记录任何资料，也从未整理过任何材料。他坚信，乱堆乱放的文件其实更安全，这一点，他已经用实践证明了。很多次，他回到家后发现屋里的文件被人翻得一片狼藉，但是重要的记录从未落入敌人手里。

        客厅里有一片地方没怎么堆放那些文件，拉米雷兹便在那里接待了加百列和基娅拉。房间一角立着一把落满灰尘的大提琴，玛利亚被绑架的那晚把琴留在了那里。正对着琴的墙上是用玻璃框装裱起来的两页手写的诗稿，和拉雷兹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时拍的一张照片。与照片里那个瘦骨嶙峋的人相比，他已经变了很多。如今高大结实的他更像是与机械和水泥打交道的技工，而不像从事文字和思想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外表，他唯一自豪的就是那圈浓密的灰白胡须。一些右派批评人士说，那一大把胡子让他看起来既有一点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又有一点像卡尔·马克思。拉米雷兹并未把这一评论看成是对他的侮辱。他敬重那两个人，称赞他们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他的公寓里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件资料，抽烟时他仍然粗心大意，漫不经心。他总是把还没有熄灭的烟头搭在烟灰缸上或者桌子的边缘。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记得加百利讨厌烟味，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克制自己的烟瘾。他们从阿根廷的经济状况聊到新任美国总统，再到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当然，他认为他们的方式让人毛骨悚然。最后，当午后的雨滴开始三三两两地飘落下来，溅起窗台上的灰尘时，他的记忆回到了几年前把加百列带到阿根廷移民办公室偷看档案的那天下午。在那间办公室里，他们从一个被老鼠啃过的盒子里找到一沓已经开始腐化的文件，从那堆文件中，他们发现了一份档案，显示埃里希·拉狄克这个被认为早已去世的人，其实一直都以化名生活在维也纳第一区。

        “那天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拉米雷兹说，“有一个骑摩托车的漂亮女人，我们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她一直戴着头盔，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清楚地记得她的腿。”他瞥了一眼基娅拉，然后回头看着加百列，说：“很明显，你们不只是同事关系。”

        加百列点点头，但他的表情告诉拉米雷兹，他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这次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阿根廷来了？”拉米雷兹问。

        “我们一直在门多萨品酒。”

        “找到了喜欢的吗？”

        “蝴蝶酒窖珍藏红酒。”

        “05年还是06年的？”

        “05年的。”

        “我也喝过。其实，我和那座葡萄园的园主还说过几次话。”

        “喜欢他吗？”

        “喜欢。”拉米雷兹说。

        “相信他吗？”

        “我对所有人的信任程度都一样。在我们的谈话继续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定好基本的规则？”

        “和上次一样。你现在帮我，我以后帮你。”

        “你想找什么资料？”

        “一位在1967年死于苏黎世的阿根廷外交官的资料。”

        “我猜你说的是卡洛斯·韦伯？”拉米雷兹笑了笑，说，“你这两天又去了门多萨，我猜你是在找党卫军上尉库特·沃斯遗失的那笔财产吧。”

        “真有那笔财产吗，阿方索？”

        “当然有。1938年至1945年间，那笔财产存在苏黎世兰德斯曼银行里。1967年，卡洛斯·韦伯想把它转移到阿根廷，最后死于非命。我手里还有相应的文件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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