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脑网络和通讯设备能够抵挡外界的入侵。但如果攻击来自内部——或攻击方能够连接到电脑或通讯设备本身——那么攻击对象很难实现自我防御。只需要几行精密的代码就能让一部手机或手提电脑吐出它们主人极力隐藏的秘密——而且能持续传送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机器是最理想的间谍。它们不会向你要钱，要合法身份，要爱人。它们的动机也没有问题，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动机。它们可靠，可信，愿意长时间工作。它们不会抑郁，也不会嗜酒。它们没有斥责它们的配偶，也没有令它们失望的小孩。它们不会感觉孤单，也不会害怕。它们不会崩溃。容易过时是它们唯一的缺点。通常，它们被主人抛弃，仅仅是因为更好的产品问世了。

        对马丁·兰德斯曼开展的情报攻击，虽然规模令人惊叹，但其实已经成为21世纪间谍活动中的普遍手段。只能通过在监听对象家里或办公室里安装带电池的无线电发射器来进行监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监听对象自愿地把放在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里的发射器带在身边。情报特工不再需要自己给电池充电，因为监听对象帮他们充好了。特工也不再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蹲守在无聊的监听站里，因为通过无线设备截取到的信息能够通过网络自动传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电脑里。

        就具体的“大宝藏”行动来说，那些电脑藏在伦敦海格特区一条静谧的死胡同尽头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别墅里。在争分夺秒地为巴黎的行动做完准备工作之后，加百列和队员们又开始昼夜不停地整理和分析他们窃取到的大信息宝藏。眨眼间，世界上最神秘的商人之一的生活全部暴露在他们眼前。实际上，乌兹·纳沃特在与总理的例行早餐会上向总理汇报时所用的原句是：“马丁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他们监听他的手机通话，查看他的邮件，偷看他的上网记录。他们藏在他的上衣胸袋里，和他一起参加谈判，一起吃午饭，一起出席鸡尾酒会。他们和他一起睡觉，一起沐浴，一起锻炼。他们还听到他和莫妮卡吵了一架，莫妮卡怪他频繁出人巴黎。他们陪他一起坐飞机去了一趟斯德哥尔摩，被迫陪他听了一晚上的瓦格纳。他们知道他每时每刻所在的方位，还知道他移动的速度。他们发现圣人马丁喜欢长时间独自待在爱尔玛别墅的办公室里，他们甚至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别墅的西南角，海拔377米的地方。

        接收如此大量的信息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关键信息可能被大量没有价值的信息遮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加百列保证至少有一半的队员留守在巴黎行动最重要的发现上面：马丁的电脑。他们掌握的不仅是行动当晚从电脑上复制下来的信息。实际上，经过一点点技术处理之后，那台电脑能够自动更新数据，显示添加或删除的内容。也就是说，马丁每打开一个文件，加百列的队员都能看见。他们甚至指示电脑每三十分钟上传一次内置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多数时候，画面是静止和黑暗的。但每天有一个小时左右，马丁会坐在电脑前办公，他似乎直接透过镜头看到了海格特的安全屋，看见加百列的队员正在翻找他的秘密。

        马丁电脑里的资料经过了加密，但是，在技术科两名麻省理工出身的天才的进攻之下，防火墙很快被击碎。他们进入外墙以后，电脑立即释放出几千个文档，让兰德斯曼帝国的内部运作网络暴露无遗。尽管这些信息对于马丁的众多对手来说可能价值上百万，但在加百列的眼里它们一文不值。从这些信息中，他们既没有找到全球视野投资公司与开普勒工业公司的联系，也没有找到开普勒向伊朗出售的具体货物信息。根据经验，加百列认为，他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不是电脑存储器中看得见的东西，而是那些已经不在储存器里的东西——硬盘中像幽灵一样遍布的临时文件，在存储器中短暂停留便被当成垃圾扔掉的文件。文件没办法从电脑里完全删除。与核废料一样，它们永久存在。加百列命令技术人员重点搜查马丁电脑里的回收站，尤其要注意那种隐藏在其中，检索不到的幽灵文件。

        加百列的团队并非孤军作战。“大宝藏”是一项国际行动，经过艰难困苦终于斩获的战利品也需要与各国分享。他们通过从海格特区联往格罗夫纳广场的一条线路把资料发了一份给美国人。至于英国，英国人经过激烈的内部争吵后，决定由军情六处率先接收资料，因为伊朗问题属于它的职权范围。格雷厄姆·西摩仍然拥有行动总指挥权，泰晤士大楼也仍然是各国行动主要参与人员举行夜间会议的场所。各国之间的气氛基本上还算和谐，但是对于伊朗意图的猜测，他们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分析方式，各有各的国家最高任务。对于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伊朗晋升为核武器国家是一项地区性的挑战；在以色列的眼里，却是一项关乎生死的威胁。加百列没有在会议上说这些事情。但话说回来，他也没有必要。

        每天晚上，他在泰晤士大楼里的最后一站都是奈杰尔·威康比那间封闭的办公室。威康比现在负责监视佐伊·瑞德。尽管监视一名英国记者存在很多潜在的麻烦，威康比还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与几乎每一位“大宝藏”行动参与人员一样，威康比喜欢上了佐伊，因此十分享受这个能够再多仰望她几天的机会。白天的监视报告显示，她没有任何违反纪律的迹象。马丁每次联系了她之后，她都及时上报。她甚至还上交了马丁在她家电话上留下的一段录音。

        “留言里说什么？”加百列说。

        “平常说的那些话。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亲爱的。下周想在日内瓦见到你，我都等不及了，亲爱的。还说了什么裙子的事，我听不太明白。”威康比把文件重新放回他那张小书桌上，“之后，我们还要决定是让她去参加马丁的社交晚会，还是让她突然得了禽流感而病倒。”

        “我知道，奈杰尔。”

        “能说说我的建议吗？”

        “如果你坚持的话。”

        “禽流感。”

        “如果她没能出席，让马丁起了疑心怎么办？”

        “马丁·兰德斯曼起疑心总好过死一名英国调查记者。万一发生那种事情，我的事业可要遭殃。”

        加百列回到海格特安全屋时，已经临近午夜。他看见队员们还在认真工作。他自己的加密对话框里，有一条扫罗王大道传来的很有意思的消息。有一个巴黎的老朋友想找他。把信息读了两遍之后，加百列命令自己冷静下来。没错，这可能是他们正在找的东西，但也可能不是，只是一个错误，他心想，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但也有可能，这是从朱利安·伊舍伍德出现在康沃尔的悬崖边上，让他帮忙寻找一幅失踪的伦勃朗肖像画以来，他遇到的第一次好运。必须让人去看看。但是考虑到“大宝藏”行动的要求，加百列不能去，得派别人去。

        因此，第二天早上，跟踪艺术家、考古学家、大屠杀失踪资产的追踪者伊莱·拉冯回巴黎去了。也因此，下午1点刚过，他走在玫瑰路上，隔着二十步的距离，跟在一位名叫汉娜·温伯格的历史记忆斗士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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