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加百列听完了莉娜·赫茨菲尔德的证言。现在，在安第斯山脉脚下这个宽敞的露台上，他又为库特·沃斯唯一的儿子做了同一件事。彼特·沃斯选择从1982年10月的那个晚上说起。那晚，他母亲打电话来通知他父亲去世了，让他回巴勒莫的家里去。她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他，她说，是与他父亲和战争有关的一些事，他需要知道。

        “我们坐在我父亲的病榻前，聊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母亲在说话。”沃斯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主要负责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父亲罪孽深重。她跟我说，他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敛取财富。她告诉我他是如何在把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和西伯利亚之前，把他们洗劫一空的，又是如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雪夜，用一个小孩的命换来了一幅伦勃朗肖像画。最为糟糕的是，这世上还留有证明我父亲罪行的证据。”

        “证明他通过胁迫的方式取得伦勃朗？”

        “不光是这个，艾隆先生。有证据表明他从世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中谋取了暴利。”

        “什么样的证据？”

        “最不利的那种，”沃斯说，“书面证据。”

        与大多数党卫军成员一样，彼特·沃斯继续说道，他父亲保留了一份精细的记录。集中营的长官保留了大量记录他们罪行的材料。党卫军上尉库特·沃斯的手里则握着一本收支簿，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每一笔非法交易。他在瑞士开了几十个账户，存储他的交易所得。“几十个，艾隆先生。我父亲的财产太多了，他觉得把它们都存在一个账户里容易引起别人怀疑。”当盟军开始从东西两边夹击柏林，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库特·沃斯把各种分类账全部集中到一个文档里，上面详细地记载了每一笔财产的来源和对应的账号。

        “他把钱藏在了哪里？”

        “苏黎世的一个小型私人银行。”

        “账号单呢？”加百列问，“他把单子放哪里了？”

        “把账号单留在身边太危险了，它既关系到一笔巨额财富，又相当于一份书面起诉状。所以我父亲把它藏在了一个他以为永远都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此刻，加百列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他其实在格拉斯顿伯里见过那份证据，它就在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电脑里的那些照片上——距离亨德里吉左肩几厘米的油画表面有两条细线交会在一起，一条是笔直的竖线，一条是笔直的横线。库特·沃斯把《年轻女人的画像》当作一个信封，一个估计是史上最昂贵的信封。

        “他把它藏在了伦勃朗的画里？”

        “没错，艾隆先生。账号单就在伦勃朗的原画和后来贴上去的另一块画布中间。”

        “单子有多长？”

        “三张葱皮纸，我父亲亲笔写的。”

        “外面有套子吗？”

        “外面包了一层蜡纸。”

        “谁帮他藏进去的？”

        “我父亲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结识了很多林茨特别行动组里的人，他们专门为希特勒掠夺艺术品。其中有一个人是修复师，就是他想出这种藏单子的方法的。等他把单子藏进去之后，我父亲就把他杀了，以示报答。”

        “那画呢？”

        “他从欧洲逃出来之前，去了一趟苏黎世。他把画藏进了银行的保管箱。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人知道保管箱的账号和密码。”

        “你母亲？”

        彼特·沃斯点点头。

        “你父亲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把钱转移到阿根廷呢？”

        “因为条件不允许。当时盟军一直在密切关注瑞士所有银行的财务交易，把一大笔钱和其他财产从苏黎世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账号单，我父亲不敢在逃跑的路上带着它。如果他在逃往意大利的途中被抓，那张单子一定能让他判死刑。他没办法，只能暂且把钱和单子留下，等风波过去之后再说。”

        “他等了多久？”

        “六年。”

        “你和你母亲离开欧洲的那一年？”

        “没错，”沃斯说，“我父亲派人来接我们走，他让我母亲去苏黎世一趟，让她把画、单子和钱都取出来。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周围的情况，只记得母亲进了银行，我在外面的街上等她。十分钟后，她出来了，我知道她一直在哭。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立马喝止我，让我别说话。之后，我们上了一辆电车，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绕圈。我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嘴里一遍又一遍念叨着同一句话：‘我要怎么跟你父亲说？我要怎么跟你父亲说？’”

        “画不见了？”

        沃斯点点头：“画不见了，单子不见了，钱也不见了。那个银行行长告诉我母亲，他们从没有开过那些账户。‘你肯定记错了，沃斯太太，’他跟她说，‘可能是别家银行。’”

        “你父亲有什么反应？”

        “他很愤怒，当然。”沃斯停了一下，接着说，“很讽刺，不是吗？我父亲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偷来的钱又被别人偷走了。可以说，那幅画成了他的刑罚。他避开了司法审判，但他终生都放不开那幅画，终生都在寻找藏在那幅画里的财富。”

        “他之后还找过吗？”

        “还找过一次。”沃斯说，“1967年，一名阿根廷外交官同意替我父亲到瑞士跑一趟。他们达成协议，不管找回多少钱，都要拿出一半上交阿根廷国库。上交国库前，那名外交官可以从中拿一笔回扣。”

        “结果怎么样？”

        “那名外交官到瑞士后没多久便发来消息，说他和我父亲存钱那家银行的行长见过面了，他很有信心会满载而归。两天后，有人在苏黎世湖发现了他的尸体。瑞士方面的死因调查组称他在码头看风景时失足掉进了湖里。我父亲不相信。他觉得那个人肯定是被谋杀的。”

        “那名外交官叫什么？”

        “卡洛斯·韦伯。”

        “你呢，沃斯先生？”一段长时间的停顿过后，加百列问，“你有找过那笔钱吗？”

        “老实说，我想过。我想，把钱找到之后，可以还给那些被我父亲洗劫一空的犹太人，可以用来赎罪。但最后，我发现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苏黎世的那些守财奴在守护他们的秘密宝藏时极为谨慎，艾隆先生。他们的银行看上去可能很干净，很整洁，但其实很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士的银行拒绝了那些壮着胆子来取寄存物品的人，不是因为银行里没有他们的钱，而是银行不愿意把钱还给他们。我作为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又有多大希望能够把钱拿到手呢？”

        “你知道你父亲把东西存在谁的银行里吗？”

        “知道，”沃斯斩钉截铁地说，“沃尔特·兰德斯曼。”

        “兰德斯曼？这个姓怎么这么熟？”

        彼特·沃斯笑了笑：“因为他儿子现在是欧洲财力最雄厚的金融家之一。实际上，前两天他还上了一次新闻，说是发起了一个新项目，帮助非洲战胜饥饿。他叫……”

        “马丁·兰德斯曼？”

        彼特·沃斯点点头：“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我不相信巧合，沃斯先生。”

        沃斯举起酒杯对准阳光，“我也不相信，艾隆先生，我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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