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叙述了拉丁人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远征行动，以及几次意义重大的十字军东征，我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应该就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参与其事的民族，提出主要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法兰克人的军队刚刚撤走，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世界虽然还保持对他们的回忆，却已抹除了所有的印象。先知那些虔诚的门徒从来没有产生过亵渎的念头，想要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律或语言。他们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与西部不知名的陌生人来往，原来简朴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没有因而产生丝毫的改变。自视甚高，其实不过是妄自尊大的希腊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固执呆板。他们为了光复失去的帝国，尽一切努力效法敌人的骁勇、纪律和战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文献和学术大可以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这些文献和学术所产生的自由精神，却可能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人权问题。他们以法兰西人为榜样，建立了一些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通信来往可以传播拉丁语文的知识，一些先贤的著述和古典的作品终于有幸出现希腊文译本。但是迫害的行动激起东方人产生民族和宗教的偏见，拉丁人的统治使两个教会的分离已成定局。

        如果我们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拉丁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就相关的知识、产业和技艺做一番比较，我们那群粗野的祖先就要落到三等民族的地位。至于后来的进步和现在的领先，可以归功于奋发图强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那些更为优雅的对手对这方面毫无所悉，以致处在停滞的状态，甚至产生退化的现象。拉丁人具备的这种特质，应该能使他们从一连串重大事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光明远景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使他们与更为开化的东部地区长久保持频繁的交往。首要的、最明显的进步是贸易和生产，这方面的技艺出现强烈的诱因，主要是对财富的渴求、出于生活所迫的需求以及欲念或虚荣的满足。在一群不用头脑的宗教狂热分子当中，一个俘虏或朝圣者有时可能会留意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精致和悠闲的生活。谁要是第一个引进风车，就会成为许多民族的恩人。要是大家只知享受恩泽而不知感激，历史倒会不厌其烦地记载，曾经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和蔗糖从希腊和埃及传入意大利。但是拉丁人对智慧的需要在感受和供应方面都比较缓慢，欧洲激起研究和求知的热情，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受到近期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对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献和学术根本视若无睹，一些数学和医学方面的入门知识可能通过实践和借助一些图表被传播开来。商人和士兵这些庞大的职业基于需要也产生了若干译者，但是东方的商业并没有将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的知识和研究传入欧洲的学校。如果一种类似的宗教原则驳斥了的语言形式，就会激起他们的耐性和好奇，想去了解《福音书》原文的含意，相同的文法就会使人能理解柏拉图深邃的思想和荷马优美的诗句。然而在60年的统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对于臣民的语言和学术始终不屑一顾，手稿和抄本是本地人士唯一可以享受的财富，不会遭到忌恨或抢夺。西部的大学确实把亚里士多德奉为贤哲之士，但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却来自蛮荒之域。身为拉丁的门徒弟子不去溯本追源，只是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那里，用谦恭的态度接受讹误过多和距离遥远的译本。

        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原则是野蛮的宗教狂热，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发起的原因。每名朝圣者抱持最大的野心，要获得希腊和巴勒斯坦的圣徒遗物，将之当成神圣的战利品凯旋，每件遗物前前后后都必然伴随着一连串的奇迹和显灵。新兴的神话传说败坏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原有的运作方式也受到新的迷信行为影响。像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各种僧侣修道会的创办、恩典和赦罪的滥用以及偶像崇拜最后的发展，全都从圣战有毒的源泉中涌现出来。拉丁人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被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攫走，如果说9世纪和10世纪是黑暗的时代，那么13世纪和14世纪就是荒谬和神话的时代。

        罗马帝国的北方征服者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耕耘肥沃的土地，不知不觉与省民混杂在一起，使得古代的技艺从灰烬中复燃。他们大约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定居下来，能获得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定。等到一群新的侵略者将他们推翻，蜂拥而至的诺曼人、萨拉森人和匈牙利人又使欧洲西部国家陷入过去混乱和野蛮的状态。大约在11世纪时，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战败被逐或是改变信仰，第二次的风暴才慢慢平息。文明的潮汐长期处于低落的状态，现在开始以稳定和加快的速度流动起来，新生的一代面前是一幅更美好的远景，充满着和平的希望和成功的机会。在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幅度极大，社会发展的速度更为加快。有些哲学家赞扬这些圣战的有利影响，但是就我的看法，圣战只会妨害而不是促进欧洲的稳定和成熟。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劳力葬身东部，要是用来发展自己的国家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勤劳和财富累积的资本将充分满足航运和贸易的需要；拉丁人与东部各地区真诚和友善的交往，不仅会使他们更富有，也会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我从另一方面倒是看到十字军东征的偶然作用，不是产生实际利益而是消除某些罪恶。大部分欧洲居民是土地的农奴，没有自由、财产和知识；只有相对而言数量很小的教士和贵族两个阶层，才够资格称为市民和人。这种阶级压迫的体系靠着教士的策略和贵族的刀剑来维持。在更为黑暗的时代，神职人员的权威成为有效的解毒剂，他们防止文字的彻底绝灭，安抚野蛮时代的残暴凶狠，保障贫苦老弱的身家性命，重建文明社会的和平秩序。但那些封建领主的各自为政、掠夺行为和纷争四起却乏善可陈，勤奋和改革的希望为军事体制的贵族政治挥出的铁拳所击得粉碎。在摧毁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物的主要原因中，十字军东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些花费巨大和危险万分的远征行动中，贵族耗尽家产，整个家族经常随之颓废。贫穷使他们无法保持自负与傲慢，签署自由契约打开了奴隶的枷锁，保证农民能拥有田地，工匠能拥有作坊，社会中人数最多和用处最大的部分能够逐渐恢复物质和精神上应享有的权利。森林大火烧毁了高大和干枯的树木，为地面上形体较小而用处更大的植物提供了日照充分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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