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崇拜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溜进教会，其中每一小步在迷信的心灵看来都是可喜的做法，不仅无罪而且被欣然接受。但是在公元8世纪初期，那些较为胆怯的希腊人开始担心，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幌子要恢复祖先的宗教。他们带着悲哀和焦急的心情听到偶像崇拜者的称呼，这是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不断加在别人头上的罪名。摩西的律法和穆罕默德的对雕刻的神像和所有相关的礼拜仪式，都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一直处于奴役状况的犹太人，可能会缓和他们的狂热，减弱他们的权威；但是意气昂扬的伊斯兰教徒，他们统治着大马士革，威胁着君士坦丁堡，在谴责的天平上加上真理和胜利所累积的重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城市，都用基督、他的母亲和圣徒的像来加强防卫的力量。每个城市出于希望和承诺，认为可以获得奇迹的保护。在10年快速征服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占领这些城市，也夺取这些图像，在他们看来，对这些木雕泥塑的偶像到底是尊敬还是鄙视，真主已经宣示了最后的判决。埃德萨有段时间曾经抗拒波斯人的攻势，但这座被选定的城市即基督的配偶，最后依然遭遇了毁灭的命运，神圣的图像成为不信者的奴隶和战利品。

        经过300年的奴役之后，虔诚的君士坦丁堡总算收回埃德萨的守护神雅典娜像，条件是1.2万磅白银、200名伊斯兰教徒的赎金，以及埃德萨地区的永久休战。在这个悲痛和惊慌的时刻，僧侣费尽口舌要为图像辩护，证明绝大部分东部人的罪孽和分裂，使得宝贵的象征丧失赐予的恩典，失去应有的效能。然而这些僧侣现在遭到反对，很多简朴而理性的基督徒发出不满的声浪，要从经文、事实和原始时代去找证据，而且在暗中渴望教会进行改革。图像崇拜从来没有受到明确和通用的法令的肯定，在东部帝国的发展有所延迟或加速，全视个人或习俗的差异性、当地的文明程度以及主教的行事性格而定。首都民众的轻浮作风和拜占庭教士的创作天才，难免带着愉悦的心情珍视外表辉煌的崇拜行为，然而在荒凉和遥远的亚细亚边区，对于神圣而又奢侈的变革一无所知。教徒众多的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在改信以后，始终维持分裂前所奉行的简单宗教仪式。亚美尼亚人是罗马最为好战的臣民，在12世纪时看到图像还是无法容忍。这些不同教派的人产生大量的偏见和嫌恶的情绪，就色雷斯或安纳托利亚的村庄来说还不打紧，但是一名军人、一位教士或一个宦官的命运，经常会与教会和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

        投身诸如此类的冒险活动，最幸运的人要算皇帝利奥三世。他从伊索里亚山区登上东部帝国的宝座，不知道什么是神圣，什么是亵渎，但是他的教育和理性，也可能是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交往，使这位好战成性的农夫养成对图像的仇恨。一个君王有责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用教诲的形式灌输给所有的臣民，然而在统治初期的不稳定状况下，经过10年艰辛而又危险的岁月，利奥不得不扮演伪善的姿态，跪拜在他所藐视的偶像面前，每年都公开宣示正教信仰和宗教热忱，使罗马教皇的愿望获得满足。在进行宗教革新的过程中，开始的步骤不仅温和而且谨慎。他召开一次盛大的会议，元老院的议员和教会的主教全部参加，在大家的同意之下设立规定，把所有的图像从圣所和祭坛移走，放置在教堂适当的高处，可以让民众很清楚地看到，却不能用来进行迷信的活动。可是现在双方已经产生尊敬和憎恶这种快速而又敌对的冲动，要想加以遏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神圣的图像居于崇高的地位，仍然感化着会众，并对暴君进行谴责。利奥自己为抗拒的态度和抨击的言论所激怒，拥护他的人也指责他没有善尽职责，敦促他要学习犹太国王的榜样，可以毫无顾虑地一拳击碎神庙里的铜蛇。他在第二道诏书中，明令禁止保留和运用一切宗教图像，君士坦丁堡和各行省的教堂全面清除偶像崇拜，毁弃所有的基督、圣母和圣徒的画像，或是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刷上一层泥灰。

        这个“圣像破坏者”所形成的派别，受到6位皇帝宗教狂热和专制手段的支持，东部和西部陷入一场长达120年喧嚣不断的冲突之中。伊索里亚人利奥的计划是以基督教大公会议之名名正言顺地宣布，否定图像是标明信仰的一个条件，然而会议的召开最后只能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去执行。然而尽管获得胜利的顽固分子把那次会议称作傻瓜笨蛋和无神论者的闹剧，他们自己提出的怀有偏见和支离破碎的议案，同样透露出很多理性和虔诚的迹象。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召开的大公会议，能够接纳各行省宗教会议的论点和信条，参加人员的数目值得肯定，包括欧洲和安纳托利亚的338名主教。因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已经是哈里发的奴隶，罗马教皇要意大利的教会和西部与希腊人划清界限。这一次的拜占庭宗教会议自认拥有第七次大公会议的权力和地位，然而这个称号只是对前六次大会的承认，过去辛劳的工作建立起正统基督教会的信仰。经过长达6个月的讨论以后，338位主教在毫无异议之下签署了一份信条，除了圣餐仪式以外，基督所有可见的象征全部都是亵渎行为或异端邪说，图像崇拜是基督教的败坏和异教的复兴。所有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纪念物都要被销毁和清除，任何人拒不交出私下进行迷信活动的物品，就等于是违抗教会和皇帝的权威和法令。与会的主教发出忠诚的欢呼，赞美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尘世建立莫大的德业，他们把消除他们宗教上的不满的工作交托给他，凭着他的热情和正义感去做。在君士坦丁堡，也与前几次大会一样，君主的意愿是主教信仰的准据。只是我对这一次的情况有点怀疑，大多数的高级教士在希望和畏惧的诱惑之下，会牺牲内心的良知。在弥漫着迷信的长夜，基督徒偏离了福音的简单教义，而且他们已很难找到回头的线索，沿着它走出混乱的迷宫。

        图像崇拜就虔诚的爱好而言，一定会与十字架、圣母、圣徒和他们的遗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分离。圣地上弥漫着奇迹和显灵的浓雾，心灵、好奇和怀疑的神经，都因为习惯于服从和信任而变得麻痹而失去感觉。君士坦丁五世自己也蒙受指责，说他过分放纵皇家的权力，竟然会怀疑、否认或讪笑正统教会的神秘仪式，然而这些却铭刻在主教公开和私下的信条里。这个胆大包天的“圣像破坏者”，可能心中暗怀莫大的恐惧，攻击普遍受到崇敬的对象，那就是在上天获得尊荣的保护神。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自由和知识增长了人类的才智，对革新的渴望取代了对古代的尊崇。活力充沛的欧洲藐视那些幢幢的魅影，因病态和奴性而衰弱的希腊人曾经为之惊惧不已。

        抽象的异端邪说只能靠着教会的号角向人民传播诋毁的声音，即使最无知的人也可以体会、最冷漠的人也能感觉到可见的神明遭到亵渎，已经渐趋没落。利奥三世最初的敌意是直接对着高高在上的基督发出的。基督圣像被安放在皇宫大门的前厅，云梯已经架起来便于将其取下，但是一群狂热分子和妇女，像是发疯般用力摇晃云梯，就在他们虔诚的晃动中，看到亵渎神圣的大臣从高处跌落，一一摔死在砖铺的地面上，古代殉道者的荣誉被这些因谋杀和造反而罪有应得的罪人玷污。君士坦丁堡和行省不断发生动乱，使得皇帝的诏书无法被执行，利奥三世本人也身处险境，他的官员遭到屠杀，靠着政府和军队使用诸般手段运用权力，才将民众的宗教狂热给压制下去。

        多岛之海可以被称为圣海，很多岛屿上到处都是图像和僧侣，他们的信徒对于基督、圣母和圣徒的敌人，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履。他们武装起一支包括多种类型船只的舰队，展开受过祝福的神圣旗帜，大胆地航向君士坦丁堡的海港，要把受到上帝和民众宠爱的接班人，安置在这个城市的帝座上。他们完全依靠奇迹的援助，然而宗教的奇迹敌不过“希腊火”的威力，等到舰队被击败陷入烈焰之中，毫无防守能力的岛屿只有任凭征服者处置。利奥三世的儿子在登基的第一年，发动了一次对付萨拉森人的远征。皇帝的亲戚阿尔塔瓦斯德斯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护卫者，趁着他不在，正好施展野心勃勃的企图，一举占领首都、皇宫和帝座。图像崇拜在获得胜利后又重新恢复，教长抛弃伪装的姿态显现出真正的面目，在新旧两个都城，篡夺者的主权要求全都获得承认。

        君士坦丁五世逃到父执辈的山区寻求庇护，接着率领大胆而热情的伊索里亚人下山，最后的胜利使宗教狂热分子的武力和预言全部破灭。君士坦丁五世在位的时间很长，要全力对付动乱、叛逆、密谋、仇恨和血腥报复，他的敌手只是拿图像迫害当作动机或借口。何况，他们要是失去尘世的皇冠，希腊人会将殉教者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在一切公开或暗中进行的谋叛活动中，皇帝都感觉到僧侣那无法化解的仇恨。他们是迷信的忠实奴隶，靠着迷信获得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他们祷告，他们传道，他们赎罪，他们狂热无比，他们谋叛作乱。咒骂、谴责之词如洪流般涌入巴勒斯坦的孤寂之地，最后一位希腊神父圣约翰·达马森提努斯，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死后世界，都用他的笔将暴君的头颅奉献给魔鬼。

        我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些僧侣在多大程度上挑起，又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他们真实或伪装的苦难。他们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由于皇帝的残酷失去了性命或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被弄瞎眼睛或是被剃掉胡须。个人的行为受到惩罚后，他开始废止修院。由于修院既富有又没有用处，他的仇恨可能是出于贪婪，而爱国心仅仅是借口。他的检察总长使用“恶龙”这个可怕的称呼来执行任务，激起这个“黑色”民族的恐惧和厌恶：他们的宗教团体被解散；原来的建筑物变成仓库或军营；土地、动产和牲口全被没收。可以用现代人的先例来支持这一类的控诉，说他们对修道院的圣徒遗物甚或书籍，进行任意和恶毒的破坏。针对僧侣的习惯和职能，图像的公开和私下的礼拜遭到严厉的禁止，而且强迫东部帝国的臣民或至少是僧侣要严正表明弃绝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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