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曼大帝的性格作风及其加冕

        原始基督徒对于圣像的制作和滥用极为厌恶，而这种方案可能是由于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律法严格禁止用任何形式来代表“神”，这种概念稳固建立在上帝选民的原则和践行之中。基督教辩护士竭尽才智去指责愚蠢的偶像崇拜者，说他们对着自己用手制作的东西打躬作揖。青铜和大理石的神像要是真有灵性和魔力，应该离开基座对着有创作天才的艺术家顶礼膜拜。早期那些诺斯替之流的教派，以及不够完美的新入教者，会把加在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身上的虚荣，奉献给基督和圣保罗的雕像；但是正统基督徒的公开宗教仪式，始终保持简单和属灵的风格。

        公元300年，伊利贝里斯的宗教会议发出谴责，首次注意到图像使用的问题。在君士坦丁继承人的统治之下，意气风发的教会处于和平与奢华的环境，那些颇有见识的主教为了群众的利益，只有纵容这种举目可见的迷信行为。等到异教绝灭以后，他们不必再担心迷信与异教之间的可憎对比，因此对他们也未加限制。最早具有象征意义的崇拜行为，即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骸的尊敬。常被恳请给予说项和求情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然而人们全都相信，仁慈博爱和超乎自然的恩泽，不停地撒在他们的坟墓上面，虔诚的朝圣客只要前来朝拜、触摸和亲吻这些无生命的遗骸——他们的德性和苦难所遗留的纪念物，就会毫无问题地分享这些恩泽的赐福。有一种纪念物是形体和面貌的复制品，经过画家和雕塑家的手精制而成，比起故世贤德之士的头骨或草鞋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不论是哪个时代，这种复制品受到世人的热爱和珍视，基于个人的友谊或公开的尊敬，能够满足人类感情的需要。罗马皇帝的纪念图像便一直受到政府和宗教荣誉的推崇。一种不过于夸张而又诚挚的敬爱，被施加于贤明哲者和爱国人士的雕像之上。

        谈到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我认为前者不仅听命而且要从属于后者，这是一个合理而有利的原则，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在叙述时，同样要把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事。诺斯替派的东方哲学沦入宿命论和天赐恩典的黑暗深渊，领用圣餐是基督的肉体从象征到实质的奇异变化，我把这些留给沉思的神学家，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我将带着勤勉的态度和愉悦的心情，评述教会史的重大事件，像是基督教的传播、正统教会的制度、异教的覆灭、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神秘争论所衍生的多个教派，这些都是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事件。在这些范畴之中，我们认为圣像的崇拜居于首要位置，在八九世纪引起激烈的争执。一个与群众迷信有关的问题，竟然会引起意大利的叛乱、教皇建立世俗的权力，以及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复兴。

        在公元6世纪结束之前，这些“无手之绘”（希腊文中是一个单字）的画像，在东部帝国的军营和城市中到处流传，不仅是崇拜的目标也是奇迹的工具。在发生危险或出现骚乱时，可敬的画像只要张挂出来，就能使罗马军团恢复希望，激起勇气，或者压制怒火，爱护民众。这些图画之中绝大部分经过人手的复制，只能求得大致的雷同而已，也不能具名出于何人的手笔。但是这些画师之中有些人的出身较高，能够直接接触到原作获得神似之处，在技术方面更为精进，达到奇妙而又丰富的成效。最具野心的期望是要通过埃德萨的画像使子女之孝变成手足之情，正如罗马、西班牙或耶路撒冷印有耶稣像的汗巾，那是基督在痛苦和流血的情况下，用来擦拭他的面孔的，之后被交给一位圣洁的贵夫人。这个富有成效的先例很快被应用于圣母玛利亚、圣徒和殉教者。在巴勒斯坦的狄奥波里斯有一座教堂，上帝之母的容貌被深深刻在一根大理石柱上。东部和西部都用圣路加的笔来装饰，那位福音书的作者或许是一个医生，被迫从事画家的职业，在原始基督徒的眼中，竟然是那样的亵渎和可恶。荷马的缪司和菲迪亚斯的凿子创造出奥林匹斯山的约夫，可能在哲学的心灵中激起暂时的虔诚。然而这些正统基督徒的画像，是在鉴赏和天才最为没落的时期，由那些僧侣画匠毫无章法地涂抹而成。

        图像崇拜的仪式及其所受之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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