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基督教的诏书原来要作为敕令下达，颁行全帝国一体实施。不过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联署，也肯定知道他们必然同意。因此，按照目前执行政策的观念来推论，行省的总督必然都会事先接到密令，同一天在统治区域对基督徒宣战。我们可以想象，无远弗届的公路和密如蛛网的驿站，使得皇帝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从尼科米底亚传达到罗马世界各个行省。他们不会容许这份诏书在50天后，还不能在叙利亚公布；或是在将近4个月之后，还没有通知到阿非利加的各个城市。后来发生延迟的状况，可以归于戴克里先遇事谨慎的作风。他一直对这些迫害措施不很赞成，希望先在亲眼所见之下进行一番实验，免得以后在边远行省实施，要冒引起混乱和不满的风险。事实上，地方当局在开始时，也不敢轻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后来采取种种残酷手段获得准许，甚至鼓励宗教迫害的热情。基督徒尽管乐意放弃装饰华丽的教堂，还是不愿下定决心中断教徒的宗教集会，或者将《圣经》付之一炬。

        有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菲利克斯，出于宗教虔诚的执拗态度，让地方政府的下级官员十分难堪。当地的典狱长把他抓来交给总督处治，这位前执政官又把他转送到意大利的禁卫军统领那里去。菲利克斯甚至不肯做出含糊其词的答辩，最后终于在贺拉斯的诞生地，也就是卢卡尼亚获得封号的维约西阿，被斩首示众。或许皇帝因此事另发有诏书，以致这一事件开了先例：从此以后允许各行省总督有权对拒不交出圣书的基督徒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许多基督徒借这个机会得到殉教的桂冠。但是同样有更多的人用缴交和告密的方式，使圣书落入异教徒手里得以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会监督人，因罪恶的顺从行为获得“叛徒”的恶名。他们在阿非利加教会的这些过失，造成许多眼前的丑闻和未来的纷争。

        在当时帝国的范围内，圣书的不同版本和抄写数量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因此，即使拿出严厉的清查手段，也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就连查禁任何一个教堂供公众使用而保存的经书，也需要卑鄙无耻的叛徒配合才能办到。但是，只要有政府的命令，再加上异教徒的努力，要破坏一所教堂却非常容易。不过，有些行省当局认为只要把礼拜场所封闭起来就可交差，还有些地方很严格地按照诏书条文行事，让人拆下门窗，搬走长凳和讲经桌，像火葬堆一样放把火烧掉，然后把残存的建筑物也尽量捣毁。说到这类悲惨事件，在此可以引用一则非常奇特的故事，相关情节有许多不同说法，而且令人难以相信，只能挑起而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弗里吉亚有个小镇，名称和位置都不得而知，看来是那里的行政官员和全体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行省的总督害怕在执行皇帝诏书时遭到反抗，特地要求罗马军团派出兵力强大的支队。当前来拆除的队伍逼近时，市民全部进入教堂，决心用武力保护神圣的教堂，再不然就死在废墟之中。他们极为愤怒，拒绝允许他们撤离的通知，后来军队被市民顽固的态度所激怒，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殉教活动，大批弗里吉亚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葬身火海。

        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轻微的动乱，尽管刚兴起就都被扑灭，但却给教会的敌人提供了看来有理的口实。于是他们散布流言，说基督教的主教虽然公开声明绝不抵抗，要无条件服从，但现在忘却了这些誓言，在暗中阴谋鼓动制造出很多麻烦。戴克里先产生愤恨和恐惧的心理，越过迄今一直保持温和态度的界线。在一连串残酷的诏书中，他宣示决心要彻底取缔基督教。第一道诏书指示各行省总督把基督教会的教士全部抓起来，原为关押重大罪犯的监狱，现在挤满大批的主教、地方教会监督人、祭司、读经人和驱魔师。第二道诏书命令地方当局可以使用严酷的手段，把教职人员从可厌的迷信中挽救出来，重新回头祭拜罗马的神祇。在这一项严酷的命令之后，又补充一道诏书，把对象推广到全体基督徒。要是基于原来尚可接受的温和政策，控告人都必须先拿出直接和严肃的证据来，现在的状况已有改变，搜索、追查和折磨固执的信徒竟成为帝国官员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凡有人胆敢拯救一个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脱罗马神明和皇帝主持正义的震怒，均将处以重刑。然而，尽管法律森严，许多异教徒出于行善的勇气，处处掩护身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亲戚。从而可以证明，宗教狂热的怒火，并没有使他们发自天性的仁爱的情操完全泯灭。

        戴克里先发布惩处基督徒的诏书之后，仿佛急着想把这迫害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本人很快禅位脱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继位者基于性格和处境，有时想不顾一切蛮干到底，有时倾向于暂缓执行严峻的法条。对教会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除非我们对戴克里先颁布第一批诏书到重新恢复平静的这10年来基督教会在帝国各地的状况分别加以考察，否则便无法获得正确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乌斯的性格天生温和而仁慈，绝不愿无端压迫治下的臣民。基督徒在皇宫担任主要职务，受到他的喜爱和尊重，他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从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仍然处于恺撒的次要地位，就无法公开拒绝执行戴克里先的诏书，或者不服从马克西米安的命令。不过，他的权力倒是可以减轻基督徒所受的苦难，虽然勉强同意捣毁教堂的做法，但又尽量设法保护基督徒免遭民众怒火和严酷法律的打击。高卢各行省（还可以将不列颠包括在内）之所以能独享安宁，完全应归功于君主用温和的态度加以调解。西班牙总督达提阿努斯出于宗教的狂热和策略的考虑，一心执行皇帝公开颁布的诏书，而不愿去体会君士坦提乌斯的苦心。因此，几乎不用怀疑，省府当局必曾沾染殉教者的鲜血。等到君士坦提乌斯升到奥古斯都这一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便放手实施德政。虽然他的统治时间很短，但还是能建立起宽容的制度，为君士坦丁做出训示和榜样。他那幸运的儿子继位伊始便宣布保护教会，后来终于名副其实成为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动机非常复杂，可以归之于他那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和信念，或者出于忏悔。在他和其子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那一个改革运动的进展，将成为本书极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现在只需要说明一点，君士坦丁的每一次胜利，都使教会得到一些安慰和恩赐。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个行省经历过一次短暂而残暴的迫害。对于戴克里先颁布严厉的诏书，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早就仇恨基督徒，喜欢流血和暴力活动，因此非常严格而且兴高采烈地予以执行。在进行宗教迫害第一年的秋天，两位皇帝在罗马聚会庆祝胜利，其后几项镇压邪教的法令就是那次秘密协商的结果。罗马当局由于两位君王驾临，执行得格外起劲。戴克里先禅位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在名义上由塞维鲁统治，所在的基督徒毫无自保能力，完全暴露在主子伽勒里乌斯绝不宽恕的仇恨之下。罗马的殉教者当中，阿达克图斯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由于屡受宫廷封赏，升任为执掌皇家产业的财务大臣。阿达克图斯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在整个帝国发起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唯一位居显贵的人物。

        马克森提乌斯的叛乱很快使得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会恢复平静。这位暴君多方压迫各阶层的臣民，却偏爱受尽苦难的基督徒，显示出公正和仁慈的一面。他完全信赖基督徒的感恩和爱戴，因而自然也必会认为，他们原来在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手中遭受过那么多苦难，而且至今还心有余悸，那便势必能保证他可以得到这个现有人数和财富都极为可观的一派人的忠心支持。马克森提乌斯对待罗马和迦太基主教所抱持的态度，可看作极度宽容的证明，因为很可能最正统的君王，都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对待基督教自成派别的教士集团。马塞卢斯是两位高级教士中的一位，对迫害期间背叛和隐瞒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徒严加处置，使得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派别之间的愤怒情绪多次引发严重的骚乱状况。基督徒自相残杀，只有将宗教狂热远胜于高瞻远瞩的马塞卢斯流放出去，才是动乱的罗马教会得以恢复平静的唯一办法。

        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的行为更无理性可言，该城一个祭司发表诋毁皇帝的文字，罪犯躲进主教府邸，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教会豁免权的要求，这位主教却拒绝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处。由于这种抗拒构成反叛罪，门苏里乌斯被法庭传唤，在经过短时间的审问后，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而是仍旧让他回到自己的教区。这便是基督教臣民在马克森提乌斯治下的幸福处境，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必须到遥远的行省去收购。有一个故事提到一位名叫阿格拉伊的罗马女士，她出身于执政官世家，万贯家产需要73名管家来料理，其中又以卜尼法斯最受女主人宠爱，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诚和爱情的界线，据说她竟允许他与她同床共枕。她庞大的家产可以满足从东方获得圣徒遗骨的虔诚愿望，于是她把相当数量的黄金和香料交付给卜尼法斯。这位情人也便在12个马夫和3辆有篷马车的护送下，远赴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进行长途朝圣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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