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森·罗平，您对加尼玛尔侦探到底怎么看？”

        “好得很，亲爱的朋友。”

        “好得很？可您为什么一有机会就捉弄他呢？”

        “坏习惯，我常感到歉疚。可有什么办法？事情就是如此。那是一个正直的警察。那些人是一些正直的人。他们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我们不受坏人侵害，甚至为我们送命。可反过来，我们给他们的，却只有讥讽和轻蔑。这真蠢。”

        “好极了，亚森·罗平。您说起话来，就像个善良的有产者。”

        “那么说我是什么人呢？我对别人的财产虽然有些稍稍特殊的观点，可是对我自己的财产，我向您发誓，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谁也别想碰我的东西！要是谁碰了，我会变得凶狠。啊！啊！我的钱包，我的皮夹，我的表……都不准碰！亲爱的朋友，我灵魂是很保守的。我具有一个靠微薄的年金过日子的人的天性。我遵循传统，敬重权威。正因为这样，我很尊重加尼玛尔，对他深表赞赏。”

        “却不敬佩。”

        “也非常敬佩。除了保安局的人都具有的一往无前的勇气外，加尼玛尔还有很多优点：办事认真，当机立断，目光敏锐，判断准确。我看过他破案。这是个人才。您听说过被人称为长颈埃迪特的故事吗？”

        “跟大家一样听说过。”

        “那就是说听到过一部分。说实在的，这也许是我策划最周密、最谨慎的一次行动。我搞得扑朔迷离，疑云重重。我自己干的时候，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一局真正的棋赛，一场斗智，斗勇，斗心机的棋赛。然而，加尼玛尔还是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多亏他，奥费弗尔河街的人才了解了事实。我可以对您肯定，这个事实可不寻常。”

        “能告诉我吗？”

        “当然能……哪天……我有时间……可是，今晚布吕纳莉在歌剧院表演舞蹈，要是她发现我不在座位上，那可不得了！”我和亚森·罗平很少见面，而且他即使高兴也不轻易吐露自己的事。我只是东一鳞、西一爪地把他吐露的真情慢慢地记下来，才了解了事情的各个阶段，详细地整理出这个故事。事情的起源，大家都记得。我就只提及一些事实。三年前，从布莱斯特开来的火车驶进莱纳车站时，人们发现巴西富翁斯帕尔米延托上校租的一节货车的车门被撬坏了。上校本人和妻子坐在同一列火车的客车厢里旅行。

        那节被撬坏的货车厢里，装着一批挂毯。有一个装挂毯的箱子被撬坏了，里面那条挂毯不见了。

        斯帕尔米延托上校向法院起诉，控告铁路公司，并要求巨额赔偿，因为这条挂毯丢了，整套挂毯就大不值钱了。警察着手调查。铁路公司答应重金悬赏。两星期后，有一封没有封严的信被邮局拆阅后，才得知这次盗窃活动，是亚森·罗平指挥的，还得知第二天将有一个包裹寄往北美。当晚，人们在圣拉扎尔车站行李寄存处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那条挂毯。

        这样，这次盗窃便失手了。亚森·罗平大失所望，在给斯帕尔米延托的信中，大发怒气，非常露骨地写道：我本来手下留情，只取一条。下一次，我十二条都要拿走。听明白我的话是不会吃亏的。

        亚森·罗平。

        几个月来，斯帕尔米延托上校住在费藏德里街与迪弗莱鲁瓦街拐角上的一座公馆里。公馆外面是一座小花园。他身体强壮，肩宽背阔，满头黑发，皮肤晒得黝黑，穿着朴素高雅。他的妻子是一位极为美丽的英国少妇，但身体羸弱。挂毯失窃给她刺激很大。从第一天起，她就请求丈夫，不管什么价钱都赶快把剩下的挂毯卖掉。但是上校自有主见，又十分固执，不肯向被他有权称为女人一时任性的要求让步。他一条也没有卖。不过他加强防范，采取种种措施，使盗贼无法下手。

        首先，他让人把一二楼临迪弗莱鲁瓦街的窗子都堵上。这一来，便只用防备朝花园的正面窗户了。其次，他向一家保护私人财产的专门机构求助。

        那家机构在他张挂挂毯的房间窗子上都装上报警器，表面上看不出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安在什么地方，只要一碰，公馆里就会电灯齐明，铃声大作。

        此外，他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几家公司同意承保，但条件是：保险公司派出三人夜里在一楼值勤，费用由上校负责。保险公司选了三名从前当过侦探的人。他们为人可靠，经过考验，对亚森·罗平有深仇大恨。

        至于上校的仆人，都是使用多年的人了，上校深为了解，保证没有问题。

        采取上述措施之后，公馆就像军事要塞一样壁垒森严了。上校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也算是顶展。应邀出席的，有他所在的两个俱乐部的成员，还有一些贵妇人、记者、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评论家。

        一进花园门，就好像进了监狱。三名侦探守在楼梯下面查验请帖，并且怀疑地打量客人，好像要对他们搜身，或者要他们留下指纹。

        上校在二楼接待客人，笑呵呵地向大家表示歉意，高兴地说明为保护挂毯的安全而想出的措施。

        他妻子站在他身边，年轻漂亮、斯文优雅。她一头金发，皮肤白皙，温婉柔顺，神气忧郁、温存，像所有命运受到威胁的人那样，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等所有客人到齐，花园大门和前厅门就关上了。大家来到中央展室。进那里要经过两道装了钢板的门，窗子也都安了厚实的护窗板和铁栏。在这间大厅里，张挂着十二条挂毯。这是些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是受为玛蒂尔德王后所织的有名的贝伊约挂毯的启发而织成的，表现的是征服英格兰的故事。这些挂毯是十六世纪一位随征服者纪尧姆跨海远征的武士后代订制的，由阿拉斯一个著名织毯匠让·戈塞织造，四百年后，被人在布列塔尼一个古城堡的角落里发现了。上校得知后，出价五万法郎买下它们。其实它们的价值相当于这个价钱的二十倍。这一套十二条的挂毯中，最卓尔不凡的，正好是被亚森·罗平偷走，后来又找回的那一条，虽然玛蒂尔德王后没有表现这个题材。它表现的是长颈埃迪特在黑斯廷斯的战死者中，寻找自己的心上人，撒克逊末代国王哈罗德的情景。

        站在这幅挂毯前，面对着天然美丽的画面，看着那黯淡的色彩，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惨烈悲壮的场面，客人们深受感染……长颈埃迪特这位不幸的王后弯着身子，像一朵沉甸甸的百合花。那白色的袍服衬出她疲惫的身躯，那双修长的双手向前伸着，做出一个恐怖的祈求动作。那充满忧伤和绝望的微笑面容，比什么都显得悲痛。

        “这种微笑令人心碎。”一位批评家说，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另外，这种微笑也独具魅力。上校，这使我想到了斯帕尔米延托夫人的微笑。”

        这个见解似乎是对的。他坚持道：“我马上还注意到其他相似的地方。比如颈背那优美的曲线，纤细的双手……身影，姿态，也有些相似……”

        “确实，”上校承认，“正是这些相似促使我买下这批挂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奇怪的巧合，我妻子正好也叫埃迪特……长颈埃迪特。买下它以后我就这样称呼她了。”

        上校笑着补充说：“我希望她们的相似就到此为止；我亲爱的埃迪特不会像历史上那个可怜女人，去寻找心上人的尸体。感谢上帝！我活得好好的，根本不想死。除非这些挂毯失去了……要那样，真的，我可不能保证一时想不开……”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笑呵呵的，可是他的笑没有得到响应。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谈起这天晚上的情形时，仍然感到为难，都不作声。在场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有一个人想开玩笑：“上校，您不叫哈罗德吧？”

        “嗨，不叫！”他大声回答，还是快快活活的。“不，我不叫哈罗德。我和撤克逊国王也没有半点相似。”

        后来，大家都认为，就在上校说完话时，从窗子那边（是右边还是中间的窗子，在这点上，众说纷纭。）传来一阵短促尖厉单调的铃声。斯帕尔米延托夫人抓住丈夫的胳膊，恐怖地叫了一声。上校喊道：“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

        客人们一动不动，都朝窗子那边望去。上校又问：“这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明白。除了我，谁也不知道警铃安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时——在这一点上，证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展厅里突然一片漆黑。马上，公馆从上至下，所有客厅、房间，所有的窗子上，全部警铃都响了起来，一片噪声。

        几秒钟内，公馆里一片混乱，恐怖之至。女人们尖叫着。男人们挥拳使劲擂门。大家推挤着，厮打着。有人摔倒了，别人就在他身上踩过去。就像房子失火或炮弹爆炸，人群受惊，争先恐后出逃一样。上校大吼一声，压住全场喧嚣：“安静！……不要动！……我担保没事！……电灯开关就在那儿……在角上……喏，这儿……”

        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走到展厅角上。于是电灯一下又亮了。铃声也停止了。

        突如其来的光亮照出一个特别的场景：两位贵妇人晕倒了；斯帕尔米延托夫人吊在丈夫的胳膊上，跪倒在地，脸色煞白，好像死了一般。男人们面无人色，领带散乱，像是刚打过架。“挂毯还在！”有人喊道。

        大家都觉得惊奇，好像熄灯响铃的必然后果，就是挂毯消失了，似乎只有这样，事情才说得通。

        可是展厅里什么都没有动。墙上几幅贵重的油画依然挂在原处。而且，尽管刚才公馆一片漆黑，一片嘈杂，但三个侦探没有发现任何人进入，或企图进入公馆……

        “再说，”上校说，“只有展厅的窗子上安了报警装置。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怎样使用。可我还没有把它们接通啊！”大家大声笑着这场警报，可是笑得很虚，并且有点惭愧。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太失态。

        大家急于做的，就是赶快离开这座房子。不管怎么说，这里总让人觉得不安和惶惑。不过还是有两名记者留了下来，上校照料了埃迪特，把她交给女仆以后，来到记者身边。他们三人同侦探一起，细细检查了一番，可是没有发现半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然后，上校打开一瓶香槟酒。记者们直到深夜——

        准确地说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才离开，上校才回自己的套房，几个侦探才回一楼他们的值班房。几个侦探轮流站岗。原先只要求不睡，注意楼上的动静，现在则要到花园巡逻，还要到楼上展厅看看。

        这道命令被严格执行了。除了早晨五点至七点之间，他们没有去巡逻，因为实在太困了。可这时候，外面天已亮了。再说，只要警铃声一响，他们就会惊醒的。

        可是，七点二十分，当一个侦探打开展厅门，推开护窗板时，发现十二条挂毯都不见了。

        后来，人们指责这个侦探及其同伴没有立即报警，没有通知上校，没有给警察分局打电话就开始搜查。不过，这种拖延是可以原谅的。它在哪儿妨碍了警察的行动呢？

        不管怎么说，上校到了八点半才得到报警。他当时穿好衣服，准备外出。

        这个消息似乎没有使他受到过度的刺激，或者，至少他克制了自己的情绪。

        但是，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突然倒在一把椅子上，真正陷入了绝望。

        他本是外表十分坚强的人，现在成了这副模样，让人看了非常难受。

        然后，他克制住自己，来到展厅，看了看光秃秃的墙壁，就坐在一张桌前，匆匆写了一封信，装入信封封好，说：“喏，我有急事……一个要紧的约会……这是给警察分局长的信。”

        由于侦探们在观察他，他补上一句：“我把自己的印象告诉分局长……突然生出来的一点怀疑……得让他知道……就我来说，我会开始战斗……”

        他跑着动身了。侦探们记得，他的动作让人觉得他烦乱不安。

        过了片刻，警察分局长赶来了。大家把信交给他。信是这样写的：请我心爱的妻子原谅我将带给她的痛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在念着她的名字。

        这样，一夜高度紧张，斯帕尔米延托上校受了刺激，头脑发热，一时想不通，就去自杀了。他有没有勇气结果自己？或者，到最后一分钟，理智会不会挽救他？

        有人把这事报告了斯帕尔米延托夫人。

        人们开始调查，并努力寻找上校的踪迹。在此期间斯帕尔米延托夫人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丈夫的消息。

        将近傍晚，有人接到达弗莱镇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一列火车过后，铁路职工在一条隧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肢体不全，脸已不成人样。尸体衣袋里没有任何证件，但是特征很像上校。晚上七点，斯帕尔米延托夫人乘汽车来到达弗莱镇。有人把她领到车站的一个房间里。等到把盖在尸体上的床单揭开，埃迪特，长颈埃迪特认出了丈夫的尸体。

        这一来，照通常的说法，亚森·罗平就落了个恶名。

        “叫他当心点！”一位讽刺专栏的作家写道，他扼要表达了普遍舆论。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用不了几次，就会把我们迄今为止对他毫不吝惜的好感败坏殆尽。他只有欺骗捉弄那些行为不义的银行家、德国男爵、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以及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损害他们的利益，才能被人接受。尤其是他不能杀人！做做窃贼，姑且可以；可是做杀人凶手，就不行！这一次，他虽没有杀人，但死亡是他造成的。他手上有血。他的钱财充满了血腥味……

        埃迪特那张苍白的脸激起人们同情，使公众的愤怒和反感更为强烈。昨晚的客人说话了。他们知道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于是，围绕这位英国金发女郎形成了一个传说。这传说带有长颈王后那个民间故事的悲剧特点。

        然而，人们又忍不住对盗贼极为不凡的本事表示惊叹。对盗窃的作案手法，警方很快作了说明：三人侦探一开始就发现，以后也肯定，展厅三个窗子中有一个是大敞着的，那么亚森·罗平及其同谋肯定是从窗子潜入的。

        这个假设是说得过去的。但第一，他们从花园大门进来，出去，怎么未被发现呢？第二，穿过花园，并且在花坛里放了一架梯子，怎么不留一点痕迹呢？第三，打开护窗板和窗子，怎么没有弄响警铃，打开公馆上下的灯呢？

        公众指控那三名侦探有问题。预审法官审问了他们很久，又对他们的私生活作了详细调查，最后明确宣布他们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至于那些挂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能找回来。这时，加尼玛尔探长正好从印度腹地回来。他是在王冠失窃与索妮亚·克里克诺芙失踪之后，根据亚森·罗平从前一些同伙提供的铁证，跟踪亚森·罗平去那儿的。结果又一次被这个死对头捉弄了。探长推测这家伙把他打发到远东去，是为了摆脱他以便窃取挂毯，就向上司请了半个月的假，来见斯帕尔米延托夫人，答应为她丈夫报仇。

        埃迪特麻木到了这个地步，连“复仇”这个念头都没有减轻她的痛苦。

        举行葬仪的当晚，她就辞掉三名侦探，只雇了一名男仆和一个做家务的老妈子，把所有仆人都打发走。因为一见他们，她就会伤心地想到往事。她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加尼玛尔自由行动。

        加尼玛尔就在公馆一楼安顿下来，立即仔细检查现场。他重新开始调查，在附近街区了解情况，研究公馆的布局，让每个警铃响上二十次、三十次。

        半个月过去了，他又续了假。迪杜伊先生当时任保安局长，前来看他，撞见他站在一架通向展厅的梯子上头。这一天，探长承认他的调查一无所获。

        第三天，迪杜伊先生又从那里经过，发现加尼玛尔愁眉不展，面前摆着一大堆报纸，最后，经不起一再询问，他才低声回答：“我一无所知，局长。一无所知。但有一个念头老是缠着我，……只是，它非常荒唐！……再者，这也解释不了案情……相反，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那么？”

        “那么，局长，我求您耐心一点……让我搞下去。但是，如果我哪天突然打电话给您，您得立刻跳上汽车，一分钟也不耽搁……那就意味着案情揭开了。”

        又过了四十八小时。一天早晨，迪杜伊先生收到一封快信：

        “他跑到那儿能搞出什么鬼名堂呢？”保安局长寻思。

        当天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又过了一天。

        不过迪杜伊先生相信他。他了解加尼玛尔，知道这位老侦探不是随便冲动的人。加尼玛尔之所以“走动”，是因为有严肃的理由要走动。

        果然，第二天晚上，迪杜伊先生被叫去听电话。

        “是您吗，局长？”

        “是您，加尼玛尔？”

        两人都是谨慎的人，先把对方的身份肯定再说。接下来，加尼玛尔放了心，才急忙说道：“马上派十个人来，局长。您也亲自来，我求您。”

        “您在什么地方？”

        “在公馆，一楼。不过我在花园门口等您。”

        “我就来。当然，乘汽车吧？”

        “对，局长。把车停在一百步远的地方。轻轻吹一声口哨，我就给您开门。”

        事情就按加尼玛尔说的进行了。还不到半夜，楼上的灯都关了。加尼玛尔就悄悄走到街上，去接迪杜伊先生。他俩匆匆密谈了几句。警察们服从加尼玛尔的命令。然后，局长和探长一起进了公馆，悄悄穿过花园，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里关好门。“喂，到底有什么事？”迪杜伊先生问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真像在搞什么阴谋。”

        可是加尼玛尔没有笑。他的上司从没见过他这样激动，从没听过他的声音这样慌乱。

        “有情况吗，加尼玛尔？”

        “是的，局长。这一回！……我几乎都不能相信……但是，我没有弄错……我了解了全部真相……尽管它令人难以置信，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这回事，不会是别的事。”

        他擦掉额上的汗水。迪杜伊先生一个劲问他。他压住内心的激动，喝了一杯水，开始说道：“亚森·罗平常常捉弄我……”

        “说呀，加尼玛尔？”迪杜伊先生打断他的话，“不能直截了当吗？简要一点，发生了什么事？”

        “不，局长。”探长反驳说，“您应当了解我经历的不同阶段。请原谅，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他又重复道：“我刚才说了，局长，亚森·罗平经常捉弄我，使尽了花招。在这场较量中，虽说我一直占下风……但我至少取得了经验，熟悉了他的花招，了解了他的手法。关于挂毯案件，我可以马上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亚森·罗平做事从来料到后果，因此他应该估计到挂毯丢失后斯帕尔米延托会自杀。他虽然厌恶流血死人，还是偷走了这批挂毯。”

        “那是因为它们值五六十万法郎。”迪杜伊先生指出。“不对，局长，我再说一遍，不管机会多么诱人，哪怕值几百万几千万，亚森·罗平也不会杀人，甚至不会造成死亡。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为什么头晚的开幕式上，会那么闹一场？显然是为了吓唬人，对吧？为了在几分钟内，给这件事制造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气氛，最终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怀疑。因为不来这一下，别人可能会怀疑到这一点的……您还不明白，局长？”

        “真的，我还不明白。”

        “确实……”加尼玛尔说，“确实，这不太清楚。我自己这样提出问题时，也不大明白……不过，我觉得我的路子是对的……是的，毫无疑问，亚森·罗平是要转移视线，是要让大家怀疑自己，怀疑他亚森·罗平，明白吗？……以便使指挥这件事的人不为人所知。”

        “难道有一个同谋？”迪杜伊先生插问，“有一个同谋混在客人当中，弄响警铃……等大家走后，又藏在了公馆里？”

        “正是……正是……您快猜着了，局长。挂毯不是被一个偷偷溜进公馆里来的人，而是被一个留在公馆里的人偷走的。只要研究客人名单，对每个人作一番调查，就肯定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肯定，局长，是有一个人。不过……三位侦探手拿名单，在客人来的时候，一个个点，客人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个点的。共有六十三位客人进来，六十三位客人出去。因此……”

        “是一个仆人？”

        “不是。”

        “那三个侦探？”

        “不是。”

        “可是……可是……”局长不耐烦地说，“既然是从内部下的手……”

        “从内部作案，是无可争议的。”探长肯定道，似乎更激动了，“对这一点，我毫不犹豫就肯定了。我所有的调查都证明了这一点。我越来越确信这个事实，有一天，终于提出了这个惊人的论据：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来看，这次盗窃只能是在内应协助下才成功的。可是，却不存在这样一个内应。”

        “荒谬。”迪杜伊先生说。

        “不错，是荒谬。”加尼玛尔说，“但就在我说出这句荒谬话的当口，我忽然悟出了事实。”

        “嗯？”

        “当然，这个事实还比较模糊，还不全面，但足以说明问题了。有了这条线索，我就可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了。明白了吗，局长？”

        迪杜伊先生默不作声。加尼玛尔经历过的事情，又在他身上重演。他喃喃道：“如果不是客人，不是仆人，也不是侦探，那就没有人了……”

        “有，局长，还有一个人……”

        迪杜伊先生浑身一震，好像受了冲击。他的声音显示出内心是多么激动：“不，这说不过去。”

        “为什么？”

        “你想一想……”

        “说呀，局长……说吧。”

        “什么话！……不可能，对不对？”

        “说下去，局长。”

        “不可能！什么话！斯帕尔米延托会是亚森·罗平的同谋！”加尼玛尔冷笑道：“很好……亚森·罗平的同谋……这一来，事情就好解释了。那天夜里，侦探们在楼下值夜，或确切地说，在楼下睡觉时——因为斯帕尔米延托上校让他们喝了可能不太纯的香槟酒，——上校取下挂毯，把它们从自己卧室的窗子送出去。他的卧室在三楼，窗子临另一条街。那条街无人看守，因为底下的窗子都堵死了。”迪杜伊想了想，然后耸耸肩，说：“这说不过去！”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上校若是亚森·罗平的同谋，就不会在事成之后自杀。”

        “谁跟您说他自杀了？”

        “怎么？人家发现他死了！”

        “我跟您说过，亚森·罗平作案是不会死人的。”

        “可是这人是真的死了！而且斯帕尔米延托夫人也认出是他的尸体。”

        “我料到您会说这话，局长。我也为这个理由苦恼。突然一下，我面前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一是盗贼亚森·罗平；二是他的同谋斯帕尔米延托上校；三是一具死尸。这三个够了：上帝呀，别再扔给我了！”加尼玛尔抓起一叠报纸，解开扎带，拿出一张递给迪杜伊先生。“您还记得吗，局长……那天您来时，我正在翻报纸……我想看看，在那期间，是否发生过什么事件，跟您的说法有关，并能证明我的假设。请您读读这篇花边新闻。”

        迪杜伊先生拿起报纸，大声念着：据本报里尔通讯员报道，昨日晨，在该市陈尸所，发现遗失了一具尸体。死者不知姓名，前夜投身在一辆有轨电车轮下……公众对此事作出种种猜测……

        迪杜伊先生陷入沉思，然后问道：“那么……您认为？”

        “我刚从里尔回来。”加尼玛尔回答，“我的调查使此案变得不容置疑。尸体是在斯帕尔米延托举行开幕仪式的那天夜里劫走的，用一辆汽车运到达弗莱镇。汽车在铁道边一直停到晚上。”

        “也就是说，停在隧道口附近。”

        迪杜伊先生把这话说完。“就在隧道口旁边，局长。”

        “因此，后来发现的那具尸体，正是这一具。只不过换上了斯帕尔米延托上校的衣服。”

        “正是这样，局长。”

        “因此，斯帕尔米延托还活着？”

        “就像您和我一样活着，局长。”

        “可他何必搞这些名堂呢？何必先偷一条，又找回来，然后又偷十二条？何必要搞那个开幕式，造出那恐慌的场面呢？何必要来那一套嘛？您的假设站不住脚，加尼玛尔。”

        “局长，它站不住脚，是因为您跟我一样，半途而止，是因为，尽管这件事已经这样离奇，还是应当想得更远些，把它想得更惊人，更不像真的。总而言之，为什么不这样想呢？难道我们不是在和亚森·罗平打交道吗？我们和他打交道，难道不应该把事情想得令人不可置信，让人大吃一惊吗？难道不应当做最大胆的假设？我用最大胆这个词，当然不准确。因为相反，这一切都非常合乎逻辑，又极为简单。串通同伙吗？他们会出卖你。同伙？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办法，如此方便正常地行动时，何必要什么同伙！”

        “您说什么？……您说什么？”迪杜伊先生越听越糊涂，大声问。

        加尼玛尔又冷笑一声。

        “这让您吃惊，是吗，局长？您到这儿来那天，我也是这样。那会儿这个念头正萦绕着我。我也被这个想法惊吓住了。不过，我和他打惯了交道，我知道他干得出什么……只是这一次太叫人难以相信了。”

        “不可能！不可能！”迪杜伊先生小声说。

        “相反，局长，太有可能了，太合乎逻辑了，太正常了，就像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秘密一样清楚。这是一个人，同一个人的三个化身！一个孩子用一分钟时间，就可以用减法把这个问题算出来。先除去那具死尸，还剩下斯帕尔米延托和亚森·罗平。再除去斯帕尔米延托……”

        “就只剩亚森·罗平一个人了。”保安局长轻轻说。“对，局长。就只剩亚森·罗平一个人了。就剩下这几个音节几个字母的亚森·罗平了。剥去了巴西佬伪装的亚森·罗平，从死人堆里复活的亚森·罗平。六个月来，他装扮成斯帕尔米延托上校，在布列塔尼旅行，听说发现了十二条挂毯，就买了下来，又炮制了盗窃其中最漂亮的一条的案件，以便把注意力吸引到他亚森·罗平身上，又在惊呆了的公众面前，大造声势，安排了亚森·罗平对斯帕尔米延托相互间的决斗，阴谋策划并导演了那场开幕式，吓住客人。一切准备就绪，他作为亚森·罗平，偷走了斯帕尔米延托的挂毯，又作为斯帕尔米延托，在被亚森·罗平盗窃之后，失踪并死亡了。他没有被人怀疑，也不可能引起怀疑。朋友们怀念他，公众同情他。还留下一个……”

        说到这里，加尼玛尔停下来，看着上司，用强调的语气，把话说完：“还留下一个悲痛欲绝的遗孀，以捞取这个案子的好处。”

        “斯帕尔米延托夫人！您真认为……”

        “嗨！”探长说，“人家炮制这样一个阴谋，总不能到头来一无所获……没一点油水。”

        “油水，我觉得他卖出这批挂毯油水就不少……卖到美国或者别的地方。”

        “我同意您的意见。但斯帕尔米延托上校就可以出面把这批货出手，甚至还更合适。因此，一定有别的理由。”

        “别的理由？”

        “请想一想，局长。您别忘了斯帕尔米延托上校遭到盗窃，损失惨重。他虽然死了，至少他妻子还活着。所以，他的遗孀可以去领取。”

        “领取什么？”

        “怎么，领取什么？当然是人家该付的……保险金。”迪杜伊先生目瞪口呆。整个案件的真正意图他恍然大悟。只听他嗫嚅道：“是啊……是啊……上校为他的挂毯保了险……”

        “当然！数目不小哩。”

        “多少？”

        “八十万法郎。”

        “八十万法郎！”

        “是的。分别在五家保险公司办的。”

        “那么，斯帕尔米延托夫人领到钱了吗？”

        “昨天领了十五万，今天我不在时，又领了二十万。余下的部分在本周内分批领取。”

        “真可怕！本应该……”

        “什么，局长？首先，他们是趁我不在时去领的钱。我回来时，不期遇上一位熟识的保险公司经理，问了一些情况，才知道的。”保安局长瞠目结舌，没有吭声，过了好半天才咕哝说：“不管怎么说，是个厉害角色！”

        加尼玛尔点头说：“是的，局长，一个混蛋。可是也得承认，是个强者。为了使自己的阴谋得逞，他得费尽心机，要在四五个星期里，不让任何人对斯帕尔米延托上校表示甚至产生半点疑心；要让大家的愤怒和警方的调查集中到亚森·罗平一人身上。最后，要让我们面对一个悲痛、可怜的长颈埃迪特。这个优雅的、传说般的形象，这个楚楚动人的女人，保险公司那些先生一见到，便几乎会乐于在她手上放上一点钱，以减轻她的痛苦。事情就是这样。”两人挨得很近，四目相视。

        局长问：“这个女人是谁？”

        “索妮亚·克里克诺芙！”

        “索妮亚·克里克诺芙？”

        “对，就是去年王冠案中被我逮捕，后来又被亚森·罗平放走的那个俄国女人。”

        “您有把握？”

        “绝对有把握。我和大家一样，被亚森·罗平的诡计弄糊涂了，没有注意这个女人。可是当我知道这个女人扮演的角色以后，我就想起来了。她就是索妮亚，现在装成英国女人……就是索妮亚，爱亚森·罗平爱到不惜一死的索妮亚。”

        迪杜伊先生称赞道：“一个大猎物，加尼玛尔。”

        “我还有大的要献给您呢，局长。”

        “哦！是什么呢？”

        “亚森·罗平的老乳母。”

        “维克图瓦？”

        “她从斯帕尔米延托夫人扮演寡妇那天起就来了。就是那个厨娘。”

        “啊！啊！祝贺您，加尼玛尔！”迪杜伊先生说。“我还有更大的要献给您呢，局长！”

        迪杜伊先生听了一震。探长的手颤抖着，又搭在他的手上。“您想说什么，加尼玛尔？”

        “您想，局长，光为她们这两只猎物，我会这么晚还来惊动您吗？索妮亚和维克图瓦，呸！她们本不用这么急。”

        “那么？”迪杜伊小声问，终于明白了探长为什么这样激动。“那么，您猜到了，局长！”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

        “藏在里面？”

        “谈不上藏，只是乔装改扮了。就是那个男仆。”这一次迪杜伊先生没有做任何动作，没有说一句话。亚森·罗平的胆量使他困惑。

        加尼玛尔嘲弄道：“三位一体又加上了第四位。因为长颈埃迪特可能做出蠢事，所以主人有必要在场。他也真有胆量，竟敢跑回来。三个星期以来，他看着我进行调查，不慌不忙地注视着事情的进展！”

        “您认出他来了吗？”

        “亚森·罗平是认不出的。他精于化装易容，使别人认不出来。再说，我压根儿没想到……但今晚，我在楼梯暗处监视着索妮亚，听到维克图瓦跟那个仆人说话，称他‘孩子’。我脑子里一亮。‘孩子’，她一直是这样称呼他。于是我就认准是他！”这位经常被追缉、却总是逮不着的敌人就在这里，迪杜伊先生似乎也激动不安起来。

        “这回可把他逮着了……可把他逮着了！”他低沉地说，“他再也逃不掉了。”

        “对，局长。他再也逃不掉了。他，还有那两个女人……”

        “他们在哪儿？”

        “索妮亚和维克图瓦在三楼，亚森·罗平在四楼。”

        “可是，”迪杜伊先生忽然担心地说，“上次挂毯不就是从这几个房间的窗子搬走的吗？”

        “不错。”

        “那么，亚森·罗平也可以从这些窗子逃走，因为它们是朝迪弗莱鲁瓦街开的。”

        “显然是这样，局长。但我采取了措施。您一到，我就派了四个人去迪弗莱鲁瓦街，守在那几个窗子下面。命令很明确：只要有人在窗口出现，想下来，他们就开枪。第一次放空枪，第二枪用实弹。”

        “不错，加尼玛尔。您什么都考虑到了，等天一亮……”

        “还等吗，局长？跟这个混蛋打交道，还讲什么礼节，什么规定，合法的时间等等愚蠢的东西？他要是在此期间不辞而别怎么办？他要是耍一个他特有的花招又怎么办？啊！不行。别开玩笑！我们要抓住他，扑上去按住他，而且要马上动手。”

        加尼玛尔来了气，心急火燎，走出房间，穿过花园，叫进六个人来。

        “行了，局长！我已经命令看守迪弗莱鲁瓦街的人子弹上膛，瞄准窗户。我们走吧。”

        他们来回走动弄出了一些声响，难免被住在公馆里的人听到。迪杜伊先生觉得不动手不行了，就下了决心：“走。”

        他们立即行动。

        他们八个人，手握勃朗宁手枪，匆匆上了楼，并没有多加小心，只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抓住亚森·罗平。“开门！”加尼玛尔吼道，朝斯帕尔米延托夫人的房门冲过去。一名警察用肩膀一顶，就把那扇门顶开了。

        房间里空无一人。维克图瓦的房间里也是空无一人！“她们在楼上！”

        加尼玛尔喊道：“她们到亚森·罗平的阁楼间去了。当心点！”

        八个人又上了四楼。加尼玛尔看到阁楼间的门敞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不觉大吃一惊。公馆其他房间也都是空的。“妈的！”他大骂一声，“他们变化成什么东西了？”这时局长喊他。迪杜伊先生刚才又下到三层，发现其中一个窗子根本没关，只是虚掩着的。

        “喏，”他对加尼玛尔说，“他们就是从这里走的，挂毯也是从这里送出去的。我刚才说过……迪弗莱鲁瓦街。”加尼玛尔大为恼怒，咬牙切齿地反驳：“可街上有人守着，应该开枪的呀。”

        “他们在街道被人看守之前就走了。”

        “我给您打电话时，他们三人都呆在各自的房间里，局长。”

        “他们可能是趁您在花园那边等我时走的。”

        “可那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非得今天，而不是明天，或者下星期，领了全部保险赔偿再走……”

        其实，有一个理由。加尼玛尔看到桌子上有一封信，是写给他的。他打开信，读了，就知道了这个理由。信的行文口气，像是辞退满意的仆人时，写的品行证明：

        本人亚森·罗平，侠盗，前上校，前仆人，前尸体，证明名叫加尼玛尔的人，在公馆逗留期间，显示了引人注目的品质。他行为模范，忠诚可靠，办事认真。他在并无任何迹象的情况下，挫败了我的一部分计划，为保险公司挽回了四十五万法郎的损失。我向他表示祝贺，并诚心诚意谅解他没有发现楼下的电话与索妮亚·克里克诺芙房间里的电话是相通的。因此，他在给保安局长先生打电话的同时，也通知我尽快逃走。不过瑕不掩瑜，他的业绩与勋劳不会因此埋没。

        最后，请加尼玛尔接受我的敬意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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