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有理由想想托马斯·科贝尔——小托马斯，亲戚们总这么叫他。小托马斯糊弄了家里的长辈好一阵子，因为他小时候那么懂礼貌——简直到了谄媚的地步——还因为他的父亲老托马斯一直是个真正的大好人。我们是城里的人家，住在费城和华盛顿特区，小托马斯父亲的死加深了大家对于乡村生活的种种偏见。他实际上死于肺炎并发症，肺炎是在医院里传染的，在那儿他躺在床上做骨折牵引治疗，他之前从一辆干草车上摔下来，腿折了，脚踝碎了，骨盆裂了，得重新拼接。而传说的版本是他摔下来以后立刻丧了命，这总是被作为忠告，用来提醒家里爱好滑雪、航海甚至徒步旅行的小辈们要小心行事。为了方便讲故事，老托马斯的死常常和他侄子皮特很久以前的死亡联系起来，皮特是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下车去察看堵车的情况时被闪电击中的：砰！托马斯滑下干草车的时候，突然划过一道闪电，而搬到纽约城的皮特，遭到雷击一命呜呼，闪电照亮的短短一瞬间，好像有人用闪光灯拍了一张照片。我猜很多人家都是这样，把有些事放在一起讲有时是为了追求效果，有时则是为了掩盖真相。我三十岁时才把两桩死亡的时间顺序搞对。这只是我们家族里的人讲故事的方式，并不是为了欺瞒小托马斯。

        小托马斯是个鬼鬼祟祟的孩子。他毫无理由地偷偷摸摸到处转，穿着袜子轻轻踏过房间，有时他母亲和他妹妹莉莉转了个弯就发现他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他母亲总是说小托马斯没有雷达，没有避开人和东西的本能。他穿着袜子走来走去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你要是受惊喊叫，他也会受惊，然后大哭起来，或是惊恐之下打翻桌上的东西。可是他在家里不愿穿鞋——他说，这样就跟他母亲扯平了，因为她让他穿靴子去上学，哪怕并没有下雨，只是潮湿——什么请求或惩罚都不能让他改变自己的行为。他年龄大一点儿的时候，有时会故意吓唬他妹妹，因为他喜欢看她吓一跳，但他后来声称，多数吓到他母亲的事不是成心的。

        小托马斯的母亲叫埃塔·苏，比我母亲艾丽斯·道恩·罗斯大五岁，在她们姐妹俩中间有过一个男孩，死于风湿热。虽然埃塔·苏嫁了一个叫托马斯·科贝尔的人，但她声称小托马斯的名字不是随他，而是随死去的兄弟托马斯·怀亚特。小托马斯的中间名纳撒尼尔。“她把这个名字放进去是因为她想算上每一个人，甚至那个送奶工。”老托马斯之前说起过。显然，送奶工是他们之间一个善意的玩笑：她真的是喜欢那个送奶工，他成了这家人的朋友。他会推开后门进来，取出所有奶瓶，接着把它们放进冰箱上层，再给自己倒杯茶，然后坐下来跟正好在厨房里的不管什么人聊天——比如老托马斯、来做客的我母亲、我。他就是送奶工纳特。有一次我不在的时候，小托马斯从扫帚橱里跳出来，吓到了送奶工纳特，纳特抓住他，把他倒了个个儿，抓住脚踝把他头朝下拎了好一会儿。这就是小托马斯为什么讨厌他的原因。

        小托马斯穿着长袜四处溜达，不过他话很少，很少有人能逗他开口交谈。他寡言而苦闷——家人最终听之任之，不过他们拒绝承认他真的有问题。据说他苦恼是因为小时候就不得不戴眼镜，或者是因为他爸爸太讨人喜欢，让当儿子的很难仿效。后来，问题被归咎于小托马斯的哮喘病，结果家里那条黄褐色的草狗“南瓜小子”被送走了，因为他对狗过敏，小托马斯对此很内疚。这些事我从小到大听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原因像咒语一样，又像在诠释悲伤的不同阶段——一步一步，从抵触到接受。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已经不是他自己苦恼，而是他开始主动积极地让别人苦恼了。邻家花园里的水龙头深夜被拧开，大片泥石流把花冲得一棵不剩；装满狗屎的棕色口袋在某个邻居的门廊上被点燃，谁要是开门想去踩灭火苗，狗屎就会漫到他的脚踝。情况愈发恶劣，后来小托马斯被送到一个特殊教育学校去了。

        昨天我去我母亲在亚历山德里亚的新家看她。她对华盛顿城区的犯罪心怀恐惧，觉得应该搬家。她的护工和她一起来到了亚历山德里亚。她名叫赞拉，是个善良的女人，在美利坚大学的护理学院上学，每周两个晚上和暑期都有课。赞拉拿到护理专业学位以后，打算回到她的家乡伯利兹，在当地医院工作。医院还在建造中。工程一度中断，因为建筑师被指控盗用公款，后来又遭飓风袭击，但是赞拉坚信医院会盖好，她也最终会从护院毕业，她不会永远跟我母亲在一起——不过这一点没有直说出来。我母亲有肺气肿和糖尿病，身边需要有人。赞拉做饭，洗衣，还做各种没人指望她做的事，白天总是忙个不停，晚上她用我母亲的录像机一遍又一遍地看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我母亲跟她一起坐在电视房里，重读狄更斯的小说。她说詹姆斯·邦德的电影给故事提供了精彩的背景声音：我母亲在读匹克威克先生的故事时，卡莉·西蒙在《爱我的间谍》里唱着《没人能做得更好》。

        不管怎样，发生的事绝不是赞拉的错，但是她依然为内疚所折磨。我要讲述的这件事发生后好些天，赞拉依然非常不安。这件事是我去母亲家的时候听到的。

        那个周一，我母亲去西布利医院做一整天的体检。下午，有人敲门，赞拉从猫眼往外看，看到是小托马斯。她这些年来见过他几次，当然就让他进屋了。他说他来还我母亲在他安顿下来的时候借给他的碗碟。他也打算告别，因为他要从马里兰州兰道佛跟人合住的公寓里搬出来，准备南下佛罗里达群岛去开酒吧。后来他把话题引到跟赞拉借钱的事：五十美元，他一到西屿开了银行户头，取到支票以后就把钱寄回来。她有三十多块，除了晚上去西布利医院坐公共汽车用的钱，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想要一张纸，给我母亲写封告别短信，赞拉给他找了一个记事本。他坐在厨房餐桌前写了起来。她根本没想到在旁边看着。她把碗碟拆包，放到洗碗机里，然后就到电视房里收拾去了。他写个不停。他在给我母亲写一封非常恶毒的信，告诉她，通过心理治疗他才渐渐明白，家族一直在延续有害的神话，根本没有人选择“诚实地”讲述他父亲的死，因为他父亲其实是死于肺炎，而不是从马车上摔下来。他告诉她，看着他父亲在医院里慢慢耗尽生命有多么可怕，他责怪她和埃塔·苏说起他父亲的死时总会扯到侄子皮特的最后时刻。“事实是，闪电比单纯的肺炎更让人震撼。”他写道。他还认为他们应该多跟他讲讲他父亲的成就。他没有提到妹妹莉莉，他跟她后来很疏远。他把信纸折好，压在盐罐下面，然后给自己调了一杯速溶可可，就走了，还顺走了喝可可的马克杯。

        赞拉非常不安。她认为他可能是喝醉了，虽然没有闻到酒气。他在那儿的时候去了趟洗手间，于是赞拉到洗手间里去看看是否一切安好。一切安好，但她依然有种不安的感觉。直到那天晚上，她出门去医院接我母亲回家的时候才看到楼下走廊墙上黑色记号笔的涂鸦：火柴棍小人，螺丝开瓶器式的发型，像火星人的触角，旁边潦草地写着“操你妈的炸了这个烂地方”。她吓坏了，起初她想隐瞒小托马斯的来访——就装作这是个谜——但她知道这样不对，她必须将实情全盘托出。

        我听到故事的时候，赞拉和我母亲都一致认为他可能是喝醉了——或者更糟，吸了毒——而且他是一个懦夫，假装要跟我母亲对峙，真正做的却只是写了封短信。他也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母亲，告诉她他要搬走了，她还住二十街。赞拉对那三十美元保持沉默，不过第二天早上她也说了。他送回来的碗碟中还有几个奇怪的镶金边的盘子，不是我母亲给的，她和赞拉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两个人都不大理智，害怕有人会来索要盘子。不过她们似乎明白，小托马斯走了，如果这辈子还能听到他的消息，也要到很久以后了。总体来说，赞拉还是怕他，她说他会像入室行窃的贼一样到处转悠。这让我母亲和我好一顿大笑，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这么鬼鬼祟祟的。我开玩笑说，还好他放过了我母亲卫生间的墙，但也够糟的了，她们还得打电话给管理处道歉，安排人来重新粉刷走廊。

        赞拉看《金手指》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她的卧室，吐露了一个她从未说出的重大秘密。原来，她一直都害怕小托马斯会做出非常恶劣的事，因为他小时候就做过很坏的事。我母亲当时非常愤怒，但是从来没有责备过他，因为她为自己发怒而难为情，也因为她觉得小托马斯的魔鬼给他的折磨已经够多了。

        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些人物剪影。我的确有些模糊的记忆，她提醒以后我才记起来，它们从前用一根缎带挂在埃塔·苏的起居室里。我记得后来它们是挂在我母亲卧室里的，在床上方的灯下面，系着同一根缎带。此外还有一幅莉莉婴儿时期的剪影和一幅“南瓜小子”的剪影，分别装了框。缎带上三个装框的人物剪影是老托马斯、埃塔·苏，还有一位，埃塔·苏告诉我母亲，是做剪影的那个男人。对于这个有些喜感的事实，埃塔·苏的解释是，那个刻剪影的人本来要把自画像扔掉的——他可能是像秘书练习打字那样练练手的——她从垃圾筒里又抢了回来。小托马斯在剪影画装框前就毁掉了自己的像，虽然埃塔·苏总想再做一幅，可小托马斯就是不愿意再安静地坐定一回。我母亲摇了摇头。她说她猜剪影师做自画像有点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自己的电影里露脸，不过这不算是个好比方，因为埃塔·苏挂起来的是画像，不是那个男人本人。

        埃塔·苏在老托马斯死后，被迫搬出自己的房子，住进了二十街的公寓，她不得不扔掉很多东西。扔家具我母亲能够理解，可是抛弃那么多私人物品在她看来是个错误。系着缎带的剪影画框被扔进垃圾筒时，我母亲把它们捡了回来，说先替埃塔·苏收着，等她感觉好点了再说。埃塔·苏给了她一个最奇怪的眼神。我母亲觉得这眼神先是震惊，然后是哀伤。这么多年来，我母亲一直把这些剪影画挂在她的卧室里。埃塔·苏从不提起，虽然她后来的确把老托马斯剃须用的马克杯要了回来，还有一个相框，照片是她和丈夫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在一家中餐馆拍的。

        但是我母亲说的故事的关键在这里：老托马斯死后几个月的一个周末，她在照顾小托马斯和莉莉，小托马斯去浴室了，我们其他人都在后院，他把那些人物剪影画从框里拿出来，把鼻子剪掉。然后又把剪影插回画框，重新挂好。过了好几天，我母亲才注意到——每个人的鼻子都被剪掉了，外加“南瓜小子”，耳朵没了。

        她当即就匆匆赶到小托马斯的学校，等他放学出来。他平时都走路回家，不过那天在跟我母亲当面对峙以前他哪儿都没去。据她自己所说，她狠狠地捏他的鼻尖，问他要是自己没有了鼻子会怎么想。然后她拽他的耳朵，问他是不是想要余生都听不到声音。她蹲下来，让他直视自己的眼睛，告诉她为什么那么做。她说，真是奇怪，都没人注意到她在那儿吵嚷，过来瞧瞧。她把他拽来拽去，摇他的肩膀，小托马斯大口喘着气，却一直都没哭。

        他跟她说，他那么做是因为画框里的脸是小小的黑幽灵，在那里纠缠人们。他给它们毁容是因为它们是拥有特殊力量的幽灵怪物，能藏匿在人的身体里。如果他除掉这些黑幽灵，把它们剪掉一点，它们就会变成白幽灵，就没有特殊力量了。

        我母亲恐惧不已，人都站不稳了。他给出了一个相当具体、极其令人不安的答案，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他如果真的相信那些，他就疯了，那会成为家族里发生的第一起真正的精神失常。她百分之九十肯定他说的是真话，但她也觉得他还是有可能在捉弄她。她在那儿待了好一会儿，两腿发软，紧盯着他的脸，寻找更多的信息。

        “你以为我会在乎我没有鼻子？”他说，“我才不在乎没有鼻子，或嘴，或眼睛。我情愿精子从来没进入卵子。我不会在乎没有我这个人，你也不会。”

        我母亲记得她对于他有性知识惊异不已——他知道“精子”和“卵子”这样的词。她不记得接下去跟他说了什么，但一定是关于她理解他因为父亲去世、消失了而烦恼，但他千万不能误以为父亲不爱他。

        小托马斯挣脱了她。“你这个愚蠢的傻瓜。”他说。她清楚地记得那句话：“你这个愚蠢的傻瓜。”

        我母亲现在突然提醒我说，小托马斯的父亲死后，有人追求过埃塔·苏一阵子，后来却不了了之了。她说，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很可能是（“好吧，不许笑。”）送奶工。因为，想一想，还会因为什么——除非是不好意思——埃塔·苏拒绝让家族里的任何人知道她在跟谁约会？还有，送奶工纳特是个业余画家，说不定也会刻剪影。

        “这些都别跟赞拉说。”我母亲说。这句话她最近这些年说得越来越频繁，都是事后补充的——或者可能是她故事的结束语，不一定是补充说明。

        我吻了她的脸颊，捏了捏她的手，用闲着的那只手关上了她的床头灯。傍晚时分，天已经黑了。现在是秋天，是老托马斯从堆得高高的干草堆上滑下来的季节——和他侄子皮特被雷击的情形比起来，简直像是慢镜头。

        那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象着未来：涂鸦小人已经从楼下的走廊里消失了，被油漆滚刷刷白。然后我想到伯利兹的医院，无论怎样，那把油漆滚刷都能像彗星一样游走，将新医院走廊里终于大费周折安上的石膏板刷白。赞拉会站在那里，浆洗过的白色护士服衬着她黑色的皮肤。转眼之间，我母亲也会死去，相当出人意料地——从她铺着白色被单的床上没入黑暗，而赞拉会在一个忙碌的日子停顿片刻，记起我们——一个体面的美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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