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蒂尔·兰波写过“必须绝对现代”。在大约六十年之后,贡布罗维奇并不确信真的必须绝对现代。在《费尔迪杜尔克》(一九三八年在波兰出版)中,勒伊娜一家的主角是女儿,一个“现代的中学生”。她热衷于电话;看不起古典作家;看到家里来了做客的男士,她“只是看了一看他,然后把右手拿着的一个螺丝刀塞到嘴里用牙咬着,以十分潇洒的姿势向他伸出左手”。
她妈妈也同样现代;她是“保护新生儿委员会”的成员;她为反对死刑,为风俗自由而积极奔走;“大摇大摆地,带着一种潇洒的姿态,她走向厕所”,而走出厕所时,“比进去之前更自豪”;随着她渐渐变老,现代性对她来说变得更是不可或缺,成了“青春的惟一替代品”。
那么爸爸呢?他也现代;他从不思考,但尽其所能取悦他的女儿和妻子。
贡布罗维奇在《费尔迪杜尔克》一书中抓住了在二十世纪发生的根本性转折。在此之前,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捍卫现状,另一种人则想改变现状;然而,历史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它的后果:以前,人生活在一个非常缓慢地变化着的社会的同一布景中,到了那一时刻,突然间,他开始感觉到历史在他的脚下动,就像一条传送带:现状动起来了!马上,与现状一致就等于是与正在动的历史一致!终于,人们可以既是进步主义者又是保守主义者,既是观念正统者,又是反叛者!
加缪被萨特和他的朋友们攻击为“反动”,他当时的回击十分著名,称他们“将椅子放在了历史的方向上”。加缪看得非常准,只是他不知道,这把了不得的椅子是装了滑轮的,而且,从某一时刻开始,所有人就将它向前推,不管是现代的女中学生,她们的妈妈,她们的爸爸,还是所有反对死刑的斗士,所有保护新生儿委员会的成员,当然还有所有的政治家。他们一边推着椅子,一边将他们的笑脸朝向公众。公众在他们身后跑,也在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只有因现代而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现代的。
于是,在兰波的继承人中,就有一批人明白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今天,真正配得上现代主义一词的,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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