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的那次见面几年之后，我搬到了法国。正巧，卡洛斯·富恩特斯在那里做墨西哥驻法大使。我当时住在雷恩市，我到巴黎小住时，就在他那里留宿，住在他使馆内的一间屋顶阁楼里。我跟他共进早餐，而早餐常常会延长为没完没了的谈话。一下子，我发现，我的中欧有了意想不到的拉丁美洲做邻居：这是西方位于相反的两个极端的两个边缘；两片被疏忽、被蔑视、被遗弃的大地，两块贱民大地；而且是世界上最深地经历了巴洛克的创伤的两大地区。我说创伤，是因为巴洛克到达拉丁美洲，乃是作为一种征服者的艺术，它来到我的国家，则是被血淋淋的反宗教改革带来的，所以马克斯·布洛德会称布拉格为“恶之城”。我见到了世界的这两个部分被引向恶与美的神秘联合。

        我们聊着天。渐渐地，一座银色的桥梁，轻盈地、颤巍巍地、闪亮地，像一道彩虹一样，跨越好几个世纪，出现在我那小小的中欧和巨大的拉丁美洲之间；一座将马加什·布劳恩在布拉格的那些痴醉的雕像跟墨西哥那些风格疯狂的教堂连接在一起的桥梁。

        于是我也想到了我们两个出生地之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它们都在二十世纪小说的演变过程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首先是二三十年代的中欧小说家（卡洛斯在跟我谈到布洛赫的时，视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然后，大约在二三十年之后，是拉丁美洲的小说家，我同时代人。

        有一天，我发现了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小说。在《毁灭者阿巴顿》（一九七四）中，充斥了思考，正如以前那两位伟大的维也纳作家的小说中一样。他几乎逐字逐句地说：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科学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察站。

        在他之前半个世纪，在地球的另一边（在我头顶上，银色的桥梁在不停地震颤），写的布洛赫和写《没有个性的人》的穆齐尔想到了同样的事。在超现实主义者将诗歌上升到第一艺术的时代，他们则将这一最高的位置留给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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