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人们可以听到一种笑声，它仿佛来自中世纪的滑稽剧：笑一个将放胡子的盘子当作头盔戴的骑士，笑他那被痛打的仆人。但除了这种经常是老一套的、残忍的喜剧性之外，塞万提斯还让我们品尝到了另一种细腻得多的喜剧性：

        一位可爱的乡绅邀请堂吉诃德到他家去。他的儿子是个诗人。比父亲更清醒的儿子马上就看出客人其实是个疯子，所以就大模大样地保持与他的距离。接下来，堂吉诃德年轻人朗诵他写的诗；难以推却的年轻人听从了；堂吉诃德对他的才华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受到奉承的儿子高兴极了，对客人的智慧惊叹不已，一下子忘记了他的疯狂。因此，究竟谁更疯狂些，是称赞清醒的人的疯子，还是相信疯子的称赞的清醒的人？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喜剧性的领地，它更细腻，也要珍贵得多。我们笑，并非因为有一个人被嘲笑了，处于可笑的境地，或者甚至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现实突然带着它的模棱两可性呈现出来，事物失去了它们表面的意义，在我们面前的人并非他以为是的那个人。这就是（对奥克塔维奥·帕斯来说，幽默是归功于塞万提斯的现代的“伟大发明”）。

        幽默并非在一个处境或一篇叙述的喜剧性结局中短暂地迸发出来博我们一笑的火花。它那审慎的光照亮着生命的整道风景。我们试着再来看一遍我刚刚讲述的场景，就当它是一部电影的胶片：可爱的乡绅将堂吉诃德请到他的城堡内，并向他介绍自己的儿子。这位儿子马上向这位怪诞不羁的客人表现出矜持和优越感。但是，这一回，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人在堂吉诃德过一会称赞他的诗的时候他那种自恋的快乐；当我们现在再一次看到场景的开端，儿子的举止马上就让我们觉得他很自负，与他的年龄不符，也就是说，他就是可笑的。一个在他身后已经有过许多“人性”经验的成年人（他看生活就像是重新看一遍已经看过的电影胶片）就是这样看世界的，很久以来，他已经不再把人们的严肃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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