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王健同志转来曾昭抡同志所著1936年由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的复制本，并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把这本书收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重予出版，叫我写一篇序言。作为曾昭抡同志生前的战友，这个任务我是义不容辞的。写序言则不敢，只能写一篇后记，主要是说一说本书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可是事隔半年多，久久下不了笔，直到“年关”在即，出版社派人坐索。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这篇后记老是写不出来？

        说是年来大忙乱，静不下心，这是实话但不是实情，实情是我对曾公（他生前我总是这样称呼他的）是怎样一个人一直不甚了了。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隔膜；既敬慕，又常笑他迂阔、怪谲，以致我对他的形象的线条总是不那么鲜明。这又是不是由于我们两人辈分上有长幼之别，他长我十一岁，而存在着“代沟”？是不是由于我们两人专业上有文理之分，他学化学，我学社会，而存在着“业差”？我想都不尽然。

        曾公平时拘谨持重，岸然似老，但一接近他就会感到他那么平易、和蔼，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神气。而且他喜和青年人结伴，在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长征”队伍里，他和联大的学生混在一起，表面上谁也看不到这里有一位“教授”。我们年龄上确有接近于一个干支的差距，但是我们也说得上是“忘年”之交。专业不相同当然是事实，我所学的化学，尤其是有机化学，早已回了老师。但是他却曾经深入凉山，对彝族社会进行过观察和记录，跟我在瑶山的调查前后相隔不过五六年，怎能说我们在求知的对象上没有相同的领域呢？

        其实我和曾公近三十年的往来，实在不是一般人们的友谊，也不是专业上的师从，而是出于在同一时代追求同一理想而走上了相同的道路，用老话来说也许够得上“志同道合”四字，“志同”是我们都爱我们的祖国，要恢复它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道合”是我们都想从智力开发的路子来达到上述的目标。既然我们志同道合，那么为什么我又不能从他为人处世的具体事实上来说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被这个问题困惑着，使我每次动笔要为这本《东行日记》写后记时，总是欲写还止，执笔难下。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中《祖国各地》专题介绍某一名山的节目里看到：当镜头从山上俯视取景时，丘壑起伏，田野交错，清晰如画，一览无余，但每当镜头从山下仰视取景时，云雾飞绕，峰岚隐现，缥缈无形，难于刻画。我突然醒悟：识人知心，亦复如是。我写不下这“后记”不正是出于我仰视之故欤？于是我定下心来，细细读了王健同志送来给我参考的文章：王治浩、邢润川在《化学通报》1980年第九期发表的《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教授》。这篇文章一路把我头脑里储存下的对曾公的许许多多零星杂碎的印象串联了起来，证实了我过去确是没有全面认识清楚我这位曾为同一目标而走过相仿道路的战友。识不清的原因既非“代沟”，又非“业差”，而是我们两人的境界还有高下，曾公之为人为学，我叹不如。超脱陈见，重认老友，似觉有所得，因写此记，附在曾公旧著之后。

        我初次见到曾公是在昆明潘光旦先生家里。潘先生介绍说：“这位就是和一多一起从长沙徒步三千里走到云南来的曾昭抡先生。”我肃然起敬地注视着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出乎我意外的，这句介绍词却并没有引起他面部丝毫的表情，若无其事地和我点了点头，转首就继续和潘先生谈话，絮絮地说着，话不多，没有我所期望的那种好汉气概。我有点茫然，一个传说中敢于不顾生命危险进行炸药试验的勇士，竟有点羞涩到近于妇道的神气。这是我对曾公最早的印象。

        曾公和潘先生是一辈，他们都是早年的清华留美学生，老同学，原来一在北大，一在清华执教。抗战时两校和南开在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他们住到一地，往来也就密了。我是潘先生的学生，常去潘家，因而有机会与曾公接触。特别是抗战后期，我们都对当时国民党抗战不力，一心打内战感到气愤，所以气味相投，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可是我记不得那时有什么小组生活之类的集会，会上要轮流发言那一套，只是有时不约而同地在哪一家碰了头，谈上半天一晚。闻一多先生一向是激昂慷慨的，而曾公却常常默默地听着，不太作声，有时插上几句话，不是讲什么大道理，而常是具体的建议该做些什么事；凡是要他承担的，他没有推辞过。

        尽管我们来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时，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说，否则经常是熟视无睹，交臂而过，若不相识。起初我不太习惯于他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举止。有一次曾和潘先生谈起，潘先生大笑说：“这算什么，曾公的怪事多着哩。”关于曾公的怪癖传说确是不少。比如，有人说，有一次天空阴云密布，他带着伞出门，走了不久，果然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湿了，他仍然提着那把没有打开的伞向前走，直到别人提醒他，才把伞打开。还有一次在家里吃晚饭，他不知怎地，心不在此，竟拿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爱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于晚上穿着衣服和鞋袜躺在床上睡觉是常事，而他所穿的鞋，在昆明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这些我过去总认为是曾公怪谲之行。但是我也知道，他却是非常关怀别人。他知道同事和学生中有什么困难，解囊相助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他总是先想到别人再想到自己，甚至想不到自己。记得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他先知道我要被划为右派，一次见面，他不仅不和其他有些人一样避我犹恐不及，而很严肃又同情地轻轻同我说，“看来会有风浪，形势是严重的”。我在握手中感到一股温情，如同鼓励我说：做着自己认为正当的事是不用害怕的。他在这一场没头没脑的事件中，还是这样关心我。谁料到他竟和我被结在一伙里，被推下水，而没有见到改正就弃世的是他而不是我呢？在他，我相信不会觉得这是遗憾，因为我在那一刹那间感受到他的那种自信正直之心，已透露了他对以后的那段遭遇必然是无动于衷的。

        他确是个从不为自己的祸福得失计较的人，名誉地位没有左右过他人生道路上的抉择。早年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而且赢得老师的赏识，要留他在本校教学做研究，在科学界中成名成家。但是他没有犹豫，毅然归国。这是1926年，那时国内各大学里设备完全的化学实验室都没有。他宁愿接受十分艰苦的条件，立志为祖国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回国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看到学生从书本上学化学，很少做实验，教师满足于教室里讲化学，黑板上算公式，很少从事研究。他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千方百计地创立化学实验室。1931年转到北京大学当化学系主任，到任三把火，就是添设备，买药品，扩建实验室。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搞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从曾公开始，即使不能这么说，也是因曾公的努力而得到发展的。就是这种学风，使这门学科人才辈出，才有今天的局面。

        曾公对科学事业着了迷。没有知道他这样着迷的人会和我早年一样，因为他见面不打招呼，穿着破鞋上门而见怪他。他对化学着迷并非出于私好，而是出于关心祖国的前途。科学落后的情况和因此而带来对祖国的危险，他知道得越深刻，就会觉得自己的责任越重。他一心扑在科研上，科研上的问题占满了他的注意力，走路时见不到熟人，下雨时想不到自己夹着雨伞，盛饭时分不出饭匙和煤铲，睡觉时想不到宽衣脱鞋，这些岂能仅仅列入怪癖的范畴？知道他的人果然也笑他，却是善意和赞叹的笑。

        如果回头计算一下，他一生单是在化学这门学科中所做出的创业工作，就会领会到他怎样把生命一寸光阴一寸金地使用的了。开创一门学科，首先要进行这门学科的基本建设。他前后担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化学系主任，不仅如上所述大力扩建实验室，打下结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紧抓充实图书资料，要把这门学科中前人已有的知识，有系统地引进国内。他亲自动手购订国外有关这学科的重要期刊，凡是不成套的，千方百计地设法补齐。这一点的重要性至今还有些学科的负责人不能理解。这并不足奇，凡是自己没有亲自做过研究的人，不论地位多高，也决不会懂得曾公为什么这样重视期刊。在他看来，这正是重实验、抓研究的先行官。

        他对学生的训练是十分严格的。当一个学生快毕业时，就像快出嫁的女儿要学会独立当家一样，必须学会一套自己钻研的本领，所以他在1934年规定了北大化学系学生必须做毕业论文的制度。规定写毕业论文就是要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能学会运用已学得的知识，就专题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独立的研究。现在我国各大学大多已实行的毕业论文制度可能就是在北大化学系开始的。

        曾公所日夜关心的，并不只是自己能教好书，而是要在中国发展化学这门学科，为中国的建设服务。曾公在转到北京大学任教的翌年（1932年），感到当时所有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和工程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发展中国的化学事业，所以他联合了一些同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他认为学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行学术刊物，学会一成立他就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即今《化学学报》的前身）的总编辑，前后达二十年之久。他省吃俭用，衣鞋破烂，别人不明白，当年教授的工资不低，他又无家庭负担，钱花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这个刊物就是他私人的一项重大负担。究竟为此他花了多少钱，现在谁也算不清了，这数目他从来也没向人说过。他为这刊物花钱有点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甘心情愿。他看到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逐年成长，心里比什么都感到安慰。

        他胸怀全局，总是关心这门学科，要使它能在中国土里成长起来。这可不容易。我记得二十年代末在大学里念化学时，用的还是英文课本，老师还得用英语讲授。当时化学元素和化学作用都还没有中国名词。这样下去这门学科在中国是生不了根，结不了果的。早在三十年代曾公就关心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他一直为此努力了二十多年，到1953年，在曾公主持下的一次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才通过一万五千个汉文的化学名词。这是一项艰巨和繁重的工作，他为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又有谁能估计得清楚呢？

        曾公是个认真负责的教师。他从不按现成的课本宣读，强调自编讲义，跟着这门学科的进展而更新。他一生开讲过的课程颇多，既有通论如“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又有专论如“物理化学”“有机合成”。他反对填鸭式的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结合实际、独立思考的能力。例如早年他讲“有机分析”时，就分给每个学生十个未知化合物和五个未知混合物，让学生按课程进展，自己去分离、鉴定。他亲自教出来的学生，有好几代，其中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王葆仁、有机化学家蒋明谦、量子化学家唐敖庆等都是出自他的门下。可是我和他相交几十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人以老师自居，他是个勤恳的园丁，满园桃李花开，人们见到的是花朵。花朵有知当然不会忘记栽培人的辛劳。曾公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上，事必亲躬，从来不掠人之美，别人由于他的指导和帮助取得的成绩，他又从不居功。他不抢在人前自耀，又不躲在人后指摘，因为他不是以学科来为自己服务，而是以自己的一生能贡献给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为满足。他的功迹铸刻在历史的进程里，不是用来在台前招展的。

        曾公对化学的爱好和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是熟悉他的人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把他看成是个封锁在小天地里的专家，那就贬低了曾公的胸襟了。容许我坦白的话，我早年对他确曾有过这种偏见。但是自从1942年我和他一起去云南西部鸡足山旅行后，我开始注意到他兴趣之广和修养之博。《东行日记》可以作我这种印象的佐证。即以该书十五节对东宝剧场的记述和评论来说，不是个对西方音乐舞蹈有爱好和修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他在这些方面没有表现出他的造就，并不是表明他没有这种才能，只是他的时间和精力顾不到。偶一涉足，还是放出光彩。他旅行凉山回来所发表的社会调查必须肯定是这个地区最早的民族学资料。

        一个人的高贵品格不到最困苦的时候别人是不容易赏识的。积雪中才显得青松的高节。曾公一片为国为民的真诚，不蒙明察，竟然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撤消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务，受批判，受凌辱，真可说一夜之间，个人的处境翻了一个身。这是常人所难于忍受的，但是曾公却能处之泰然。在他，这一切都不过是工作条件的改变而已。在教育部领导岗位上可以为开发智力作出贡献，撤了职，换个岗位不还是一样能为同一目的出力么？

        1958年，他应邀去武汉大学执教，他感觉到的是兴奋和鼓舞，绝不像其他人一样心存贬谪之苦。他高兴的是，他又回到了熟悉的讲台上，能为国家培养这门学科的接班人了。有人称赞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其实这话用不到曾公的身上。在他，什么是上，什么是下决不在官民之分。凭什么说一个行政领导是高于一个为国家直接创造和传播知识的教师呢？社会地位的上下高低应当决定于一个人在工作上是否称职。

        曾公这时已年近花甲，一回到教师的岗位，他的干劲又来了。他立刻成了学生敬爱的老师。他亲自讲课，下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和查阅资料。不管严寒酷暑，不顾风雨霜雪，他每天步行到实验室，而且到得最早，离得最晚。有一次因为天黑，他又高度近视，看不清道路，深夜回家时，撞在树上，碰得血流满脸，但是他毫无怨言，不久就继续上班，若无其事。

        曾公受到的考验却还没有结束，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更加严酷。到武汉后三年，1961年，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癌症对他发出了在世时间不长的讯息。他的反应是加紧工作，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最大可能的成就来。1964年，他向武汉大学领导的思想汇报里，向死神发出了挑战：“我虽年老有病，但精力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觉得在生命停止之前有责任把中国的化学事业带进世界先进的领域里去。所以在武汉大学他开讲“有机合成”“元素有机”等专门课程，编写了二百多万字的讲义，而且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高分子等科研组。他顶住了痛症的折磨，组织撰写《元素有机化学》丛书，自己执笔写第一册《通论》，当他听到同行一致肯定他这本《通论》是我国第一本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感到的是和死神斗争得到了胜利的喜悦。

        患病期间，学校领导让他到北京治疗，他还是坚持每年回校两次，每次三个月，指导教学和科研，自己又写出了几百篇论文，有一百多万字。更感动人的是他在这期间刻苦自学日文，看来他下定决心不完成早年给自己规定的计划是不离开人世的。我在读《东行日记》里就看出那时他已感到不能直接和日本学者对话的苦恼。事隔三十多年，他不考虑这个工具学到了手还能使用多久，竟学会了这种语言。有这种境界的人才够得上是个真正的学者。获取知识，就是认识客观世界，不仅是个手段，也是个目的，因为这不是件个人的事，而是为社会、为后代积累共同的财富，为人类不断发展做出努力。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是个更大更高的实体的手段，这个实体借着一个个人去完成它自身的发展。从求知之诚上才能看出曾公在死神威胁下决心学通一门过去不能掌握的语言的境界。

        历史似乎太无情，正在曾公体力消磨到接近不支的时刻，人为的打击又降到他的精神上。十年动乱一开始就残酷地夺去了他夫人的生命。这是1966年9至10月间的事。曾公当时所受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再去打听，也没有人愿意再告诉我。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但是我想不应当埋没的是像曾公这样一个人，中国学术界最杰出的人才，在他一生奋斗的最后一刻，必然会留下令人怀念的高风亮节。这些只能让最后和他一起的朋友们去写了。曾公是1967年12月9日在武汉逝世的，后于潘光旦先生的逝世大约半年。哲人其萎，我有何言。

        读曾公的旧著，想见其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义在斯乎？写后记以自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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