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下学期期中,毕业班的学生分科复习,每人必须立即决定自己升学志愿的类别。志愿分三类,即理工科、医农科和文科。由于我既喜欢文学,也喜欢数学,便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全班同学的态度很快就明朗化了,没有一个人报考文科。这是符合上海中学重理轻文的传统的。可是,我终于还是决定报考文科,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这个决定无疑是爆了一个冷门,引得人们议论纷纷。老师们都来劝说我,甚至教语文的钱昌巽老师也说学文没有出息。黄以和把他妹妹的作文拿给我看,责问道:“你连我的妹妹都不如,读文科能有多大
前途?”在一片反对声中,我悄悄赋诗曰:“师生纷纭怪投文,抱负不欲众人闻。”其实我哪里有什么明确的“抱负”,只是读的书杂了,就不甘心只向理工科的某一个门类发展,总觉得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着我去驰骋。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做了一个游戏,参照马克思的女儿向马克思提的问题列出若干问题,每人写出自己的答案。在“你所理想的职业”这个问题下面,黄以和的回答是工程师,我的回答是职业革命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嘲笑,他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这种职业,即使有,也是抱负太大,不切实际。后来我明白,我的回答其实是极不确切地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情,就是不愿受任何一种固定职业的束缚,而在我当时的视野中,似乎只有马克思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有这种自由。最后我选择了哲学这门众学之学,起主要作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愿受某个专业限制的自由欲求。我从毛泽东的话中找到了根据,他老人家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因之相信,哲学可以让我脚踩文科和理科两只船,哪样也不放弃。
在分科复习之后,离毕业不久,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上海市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首先逐级预赛。我因为报考文科,没有再上数学的复习课,但仍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参加了学校一级的预赛。全校十四个高中毕业班,其中包括两个理科专门班,每班五十名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报考理工科和医农科的,经过半个学期的数学复习后,都参加了这个预赛。在参赛的六百多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人是报考文科的。但是,竞赛结果公布,十二名优胜者中,我们班占了四名,其中居然有我,另三位是许烨烨、施佐让和闻人凯。最令人意外的是黄以和的落选,因为他也是公认的数学精英。我很想让贤,把参加区县一级预赛的资格让给他,但这是不允许的,只好自己硬着头皮上场。事实证明,我是浪费了一个名额,赛题中有一大半是我一看就知道自己解不了的。我解答了几道题,其余的留了空白,第一个缴卷,带着既轻松又负疚的心情离开赛场。其他参赛者好像都通过了这第二轮预赛,有二人包括我班的许烨烨在全市竞赛中得了名次。
在填写具体报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然后依次是复旦新闻系,南开哲学系,北外西班牙语系,北大和复旦的中文、历史等系。除了前面三个志愿外,其余基本上是乱填。现在我懂得,按照这种填法,如果我考不上第一志愿,后面的都不会有录取的希望。我不太记得高考的具体情形了,只记得所考的科目有语文、政治、史地、数学,题目好像都不难,语文的作文题是《雨后》和《论不怕鬼》,我选了后一个题。
高考后的暑假里,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候通知。一天,我正在家里玩耍,楼下有人高喊我的传呼电话。正是盛夏,我光着膀子、拖着木屐跑到弄堂门口,一把抓起话机。那一端传来黄以和的声音:“北大哲学系!”我听了觉得像在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一年的高校录取工作,后来被批判为分数挂帅,是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而且招生名额大幅度下降。上中历年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年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不过,毕竟是上中,我们班五十人,考上北大有三人,清华有五人,考上复旦的就更多了。黄以和考上了复旦物理系。上海有许多中学,这一年没有一人能升学。我住的那条弄堂里,应届考生也是全部落榜。自从我家搬来这里后,我住校的时间多,在家也是埋头读书,和邻居很少来往,现在他们都向我投来了称羡的目光。父母开始忙碌起来,为我准备行装。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即将翻开全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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