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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对德拉克罗瓦大声呵斥过一次之外,这场纷乱过后,珀西一直闭着嘴。与其说这靠的是圆滑,还不如说这或许是震惊造成的(在我看来,关于圆滑,珀西·韦特莫尔的熟悉程度和我对黑非洲的土著部落的了解程度相当),反正两个结果都不错,完全是一样的。如果他要抱怨,说布鲁托尔是如何把他推到墙上,或是怀疑,为什么没有人告诉过他像野小子比利·沃顿这种恶心的男人有时也会在E区出现,那我们准会把他给宰了。这样我们或许就能把绿里带上新的征程了。一想起这个念头,就觉得它很好笑。我失去了卡格尼在《白热》中的机会),是一九四九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詹姆斯·卡格尼(James ey)是主角的扮演者。">。

        不管怎样,等我们确信迪安已恢复呼吸,不会当场昏过去了,哈里和布鲁托尔就陪他一起去医务室。德拉克罗瓦在整场混战中一直沉默不语。他在监狱里待过许多次,对这种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明智地闭嘴不要胡说,什么时候相对安全些,可以再次开口说话。见哈里和布鲁托尔正扶着迪安出去,他就开始朝走廊大声嚷嚷起来。德拉克罗瓦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嚷嚷的样子却让人以为是他的合法权益遭到了损害。

        “闭嘴,你这个小怪物!”珀西回头喊道,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我用手摸摸他的胳膊,感到衣袖下的胳膊在颤抖。当然,他多少有些心有余悸。我得不时地提醒自己,珀西的问题在于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不比沃顿大多少。但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愤怒。他恨德拉克罗瓦。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他确实恨德拉克罗瓦。

        “去看看监狱长穆尔斯是不是还在,”我对珀西说道,“如果他在的话,向他口头详细汇报一下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我明天就会递交书面报告,我会尽量完成的。”

        能得到这样的任务,珀西显得很骄傲。有那么一个可恶的片刻,我真觉得他会行礼致敬,回答:“是,长官,我会的。”

        “先告诉他E区一切正常,不要把它当故事讲,监狱长是不会喜欢你把事情拖长、制造紧张悬念的。”

        “我不会的。”

        “好的,去吧。”

        他朝门口走去,接着又回过身来。对他,你能料到的就只有执拗。我拼命地想让他离开,我的腹股沟灼烧着,可现在他好像还不想走。

        “你没事吧,保罗?”他问,“在发烧吧,没准?得了流感了吧?你脸上可全是汗啊。”

        “可能有点不舒服,不过还可以。”我说,“去吧,珀西,去向监狱长报告。”

        他点点头,走了。真是谢天谢地。门一关上,我就猛冲进办公室。值班桌上不留人是违反规矩的,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又痛起来了,和早晨差不多。

        我费力地走进办公桌后面的小卫生间,把那家伙从裤子里掏出来,尿差点要喷出来了,还好没有。我得用一只手捂住嘴巴,遏制住小便时的喊叫声,还得用另一只手摸索着抓住盥洗盆。这里可不像我的家,我不能跪倒在地上,在木料堆旁洒下一摊水洼。如果我跌倒在地上,尿就会在地板上流得到处都是的。

        我竭力支撑住身体,尽量不叫出来,但差点坚持不住了。我的尿里好像尽是些细长的碎玻璃片。小便盆里发出像沼泽地似的令人讨厌的气味,我还能看到有白色的东西,我觉得是脓液,它们漂浮在液体的表面。

        我从架子上拿下一条毛巾,擦擦脸。脸上全是汗,确实是汗,正不断流淌着。我朝镜子看去,看到一张发着高烧涨红了的男人脸正对着我。有一百零三度吧?还是一百零四度?还是不知道的好。我把毛巾放回架子,放水冲了便池,慢慢地经过我的办公室,走回牢房的大门。我担心比尔·道奇或是其他什么人也许会进来,发现三个囚犯没人看管,不过那里没人。沃顿依然昏昏然地躺在床上,德拉克罗瓦也恢复了平静,我突然意识到,约翰·柯菲根本连一声都没响过,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这倒是令人担心的。

        我走下绿里,看了看柯菲的牢房,倒有些希望发现他已经自杀了,死刑犯人关押区有两种自杀办法,不是用裤子吊死自己,就是咬手腕。不过,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柯菲只是坐在他床铺的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个我有生以来见过的块头最大的男人,正用他那双奇怪而湿润的眼睛看着我。

        “长官?”他说。

        “怎么了,大个子?”

        “我想看看你。”

        “你不是正在看着我吗,约翰·柯菲?”

        他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用那怪异的、迷蒙的眼神盯着我看。我叹了口气。

        “稍等,大个子。”

        我朝德拉克罗瓦看过去,他正站在牢房的铁栏旁。叮当先生,即那只宠物鼠,正不知疲倦地从德尔伸出的一只手跳到另一只手上,像杂技演员在台上从中央的环圈上跳过。德拉克罗瓦会告诉你们,是他训练叮当先生耍把戏的,可是我们这些在绿里上工作的人都一致认为,是叮当先生自我训练而成的。老鼠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向后耷拉在光滑的棕色脑袋上。我丝毫不怀疑,那只老鼠正对德拉克罗瓦的鼓励做出反应。正在我观看的时候,它从德拉克罗瓦的裤子上滑下来,穿过牢房,跑到墙边那只被涂得很亮丽的线轴处。它把线轴推回到德拉克罗瓦脚边,抬头热切地看着他,但那个小个子法国佬没理会自己的朋友,至少在那个片刻没理它。

        “怎么了,头儿?”德拉克罗瓦问,“有人受伤了?”

        “一切正常,”我说,“新来的小子像头狮子,不过现在他像只羔羊似的昏死过去了,皆大欢喜。”

        “还没完呢。”德拉克罗瓦说道,他的目光顺着绿里往关押沃顿的牢房看去,“坏人,没错!”

        “行了,”我说,“别沮丧了,德尔,没人会让你和他在院子玩跳绳的。”

        我身后传来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声,柯菲下床了。“埃奇康比头儿!”他又说话了。这一次他显得很急迫,“我需要和你谈谈!”

        我转向他,心想,好吧,没问题,谈话可是我在行的。我一直在努力克制着不发抖,因为烧已经退下去了,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除了我的腹股沟,那里还是让我感觉像是被撕裂了似的,好像放着烧红了的煤块,要再次发动袭击。

        “谈吧,约翰·柯菲。”我说着,把声音放得轻松而平静。从柯菲来到E区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让人觉得真实存在,真的在我们中间了。他那眼角几乎没有停歇的泪水也止住了,至少此刻是停住了,我知道他正在凝望着视线中的东西,盯着保罗·埃奇康比先生,E区壮实憨傻的看守,而不是注视着他希望能够返回去、把自己犯下的罪恶一笔抹杀的地方。

        “不,”他说,“你得进来。”

        “好了,你也知道我不能进去。”我说着,依然尽量把语气放轻松。“至少不是现在。现在我一个人,而你可要比我重上一吨半呢。今天下午我们有过麻烦,够了。所以我们还是隔着铁栏聊吧,如果你还是想聊的话,那么……”

        “拜托!”他紧紧地抓住铁栏,抓得指关节和指甲都发白了。他的脸因为忧伤而拉得很长,那双奇怪的眼睛因为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渴望而显得目光尖锐。我记得自己想过,若不是自己生病了,说不定我还能理解,同时觉得,这样也许可以让我有办法帮他度过余下的日子。当你明白一个人需要什么时,你就会了解这个人,常常是这样的。“拜托了,埃奇康比头儿!”

        我觉得,,可接着我就意识到,还有比这个更疯狂的呢:我真打算这么做了。我从裤腰上取出钥匙,想找到打开约翰·柯菲牢房的那一把。即使我没生病、感觉也很不错的时候,他都能把我举起来,像干柴似的在他膝盖上一折,何况情况不同于那时的今天呢。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这么做。在与被判死刑的杀人犯打交道的时候,麻痹和粗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刚才那个活生生的事例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可事情发生过后不到半个小时,我竟打算独自一人打开那个黑巨人的牢房,走进去,和他坐一块了。如果被人发现了,即使他什么疯狂的举动都没做,我也很可能会丢掉工作的,不过我还是决定要这么做。

        ,我暗想,。可我没这么做。我用一把钥匙开了上锁,又用另一把开了下锁,然后把门顺着门轨往边上推去。

        “头儿,这也许不是个好主意。”德拉克罗瓦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非常小心谨慎,换了其他场合,我没准会笑出来。

        “你管好自己的事,我有数。”我说话时没有往四周看。我一直盯着约翰·柯菲的眼睛,死死地注视着他,视线像是钉在那里。这就像是催眠,在我的耳朵听来,我自己的声音就像是从狭长的山谷里传来的回声。该死的,也许是我被催眠了。“你躺下歇着好了。”

        “老天,这儿可真疯狂,”德拉克罗瓦的声音颤抖着,“叮当先生,我真希望他们赶紧把我油煎,就这么玩完算了!”

        我走进柯菲的牢房。我向前迈着步子,他移开了身子,当他背靠着床铺时,小腿就顶在床沿,可见他的个头有多高。随后他坐了下来。拍拍身旁的床垫,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就在他旁边坐下。然后,他一只胳膊抱住我的肩膀,好像我们是坐着看电影,而我是他女友似的。

        “你想干什么,约翰·柯菲?”我问道,一边盯着他的眼睛,那双忧伤而平静的眼睛。

        “就是想帮你。”他说。他叹息着,好像一个男人在面对自己不情愿干的活时的神情,然后把手放到我的裤裆处,就在我肚脐下一英尺左右的那块骨头上。

        “咳!”我叫道,“把你那该死的手——”

        我浑身感到猛地一震,觉得像是挨了一记没有痛感的重击,一下子倒向床铺,弯下身体,这让我想起老嘟嘟大声喊着他给烤了,给烤了,要变成一只烤火鸡时的情形。我不觉得热,也没有通电的感觉,不过有那么一会儿,这种感觉就像是猛地跳了出来,仿佛整个世界都不知怎么地被紧紧捏住,被捏得直冒汗水。我能看见约翰·柯菲脸上的每一个毛孔,看见他那双困惑的眼睛里布满的血丝,还有他下巴上很小一块正在愈合的擦痕。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弯曲得像爪子一般的手指在稀薄的空气中抓摸着,而我的双腿像打鼓似的敲击着柯菲牢房的地板。

        接着,这阵感觉过去了,而我的尿路感染竟消失了。裤裆里的灼热感和难受的抽痛没有了,头部的发烧感觉也一样消失了。我依然能感到汗水从皮肤上流出来,而且可以闻到汗味,不过那阵感觉过去了,没事了。

        “怎么了?”德拉克罗瓦哆嗦着喊道,我觉得他的声音还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不过当约翰·柯菲身子前倾、把目光从我那里移开时,那小个子法国佬的声音突然清楚起来,就好像有人把棉花团或是射击手用的那对耳塞从我耳朵里拿掉了似的。“他对你怎么了?”

        我没有回答。柯菲的身体朝自己的膝盖倾去,脸部抽动,两眼鼓突。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鸡骨头卡在喉咙的人。

        “约翰!”我叫他,轻轻拍打他的后背,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动作。“约翰,你怎么了?”

        我的手感觉到他猛一抽,然后发出一阵很难受的哽咽和干呕声。他嘴巴张开,就像有时候马张着大口让人上马嚼子一般,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嘴唇向牙齿后面绷着,露出一种像是绝望的嘲笑表情。接着,他松开了紧咬的牙关,吐出一团小小的黑虫子,看上去好像是蚊子或小飞虫。它们在他的膝盖之间疯狂地盘旋着,渐渐变成白色,随之消失了。

        突然,我身体中间部位的所有力气都丧失了,仿佛那里的肌肉变成了水。我向后瘫倒在柯菲牢房的石头墙上。我记得当时还想到过救世主的名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而且我也记得自己想过,一定是高烧让我神志昏迷了。就是这些。

        然后,我就听到德拉克罗瓦在喊救命。他在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在告诉全世界,说约翰·柯菲要杀了我。柯菲朝我俯下身子,确实如此,不过他只是想弄清楚我是否还行。

        “闭嘴,德尔。”我说道,然后站起身来。我等着疼痛撕裂我的内脏,不过这并没有发生。我好多了,真的。有一阵子,我觉得晕乎乎的,但还没等我为维持身体平衡而伸手去抓柯菲牢房大门上的栏杆,那阵晕眩就过去。“我完全好了。”

        “你快从那里出来。”德拉克罗瓦说着,就像个紧张的老太太让小孩子从苹果树上爬下来似的。“没别人在区上,你可不能待在那里。”

        我看看约翰·柯菲,他坐在床上,两只巨大的手放在树桩似的膝盖上。约翰·柯菲也看看我。他把头抬高了一点,不过不多。

        “你干了什么,大个子?”我用低沉的声音问,“你对我做了什么?”

        “帮你,”他说,“我帮了你,不是吗?”

        “没错,我想是的,可?你怎么做到的呢?”

        他摇摇头,摇到右边,左边,后面,然后回到中间。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帮的(他怎么治好我的),而他那一脸的平静也说明,他根本不在意是怎么的我,就像我参加独立日两英里跑时,决不会在意自己的两条腿是怎么跑过最后五十码的那样。我想问他,他是怎么知道我病了的,可他无疑还是会一阵摇头。我从什么地方读到过一个词,而且我从没忘掉过,那词语大概是“谜中之谜”。约翰·柯菲就是谜中之谜,我想,他能在晚上睡着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在乎。珀西称他为“白漆(痴)”,这么说有点冷酷,但又不太过分。这个大块头知道自己的名字,也知道它的拼法和那种饮料不同,而这就是他唯一想弄明白的事情。

        他好像要向我强调这一点,又一次有意地摇了摇头,然后躺倒在床上,双手合掌,像枕头似的放在左脸颊下面,脸朝着墙壁。他的双腿从胫骨开始就垂在床头外面,不过他好像一点都没觉得不适。他背后的衬衫卷了上来,我能看见他皮肤上的伤疤阡陌纵横。

        我离开牢房,把锁锁上,然后面对着德拉克罗瓦。他正站在对面,双手抱着牢房的铁栏,急切地看着我,甚至还有点焦虑。叮当先生停在他肩膀上,纤细的胡子像丝线般颤抖着。“那个黑家伙对你做了什么?”德拉克罗瓦问,“他下咒了?朝你下咒了?”在这个法国佬的口音里,听上去像小便。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德尔。”

        “什么,你不知道!瞧瞧你!完全变了!连走路都不一样了,头儿!”

        我可能走路都不同了,还真是的。我的裤裆处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一种安宁的感觉,这感觉如此明显,简直是爽透了,任何经历过痛苦煎熬的人,在恢复之后都会明白我的意思。

        “一切都很好,德尔,”我强调着,“约翰·柯菲做了个噩梦,就这些。”

        “他是个下咒的家伙!”德拉克罗瓦激动地说。他的上嘴唇上面是一排汗珠子。他没看到多少,可这已足以把他吓得半死了。“他是个倒霉鬼!”

        “你为什么这么说?”

        德拉克罗瓦伸出一只手,抓到老鼠,用手掌捂住它,并把它举到眼前。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是那些薄荷糖中的一颗。他拿出糖来,不过一开始那老鼠并没注意到,它只是向主人伸出脖子,闻闻他呼出的气,就像人在闻着一束花似的。它那油亮的小眼睛眯缝着,完全是一副狂喜的表情。德拉克罗瓦吻了吻它的鼻子,而老鼠也任他吻着。接着,它就抓到了给它的那块糖,咀嚼起来。德拉克罗瓦看着它,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看看我。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是老鼠告诉你的,”我说,“对吧?”

        “对。”

        “就像它对你轻轻地说它的名字一样吧。”

        “是的,它对着我耳朵说的。”

        “躺下,德尔,”我说,“休息一会儿,这些耳语准是把你累坏了。”

        他又说了些别的话,我想,就是怪我不相信他之类的,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在我走回值班桌时,我几乎不像是在走路,更像是飘过去的,甚至不是在移动,牢房从我身体两侧漂流过去,像支在隐形轮子上的电影屏幕一般。

        我像往常一样开始往下坐,但刚到一半,膝盖一松,我就一跌,坐到了蓝色的椅垫上,这垫子是哈里年前从家里拿来放在椅座上的。如果不是椅子在那里,我想我会扑通一声直接跌到地板上的。

        我坐在那里,觉得十分钟前曾经像森林大火般熊熊燃烧的裤裆部位此时没有了感觉。约翰·柯菲这么说,从我的身体感觉看,这是事实,虽然内心的安宁是另一回事。对此,他可帮不了任何忙。

        我的目光落到了放在桌角的锡制烟灰缸下的一沓表格上。表格最上方印着“区报告”,下面空开一些的地方印着“异常事件报告”。我会在这空白处写上今天的报告,记录威廉·沃顿到这里来时所发生的丰富而充满动作的事件。不过,我会把约翰·柯菲牢房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幕写进去吗?我意识到自己拿起了铅笔(布鲁托尔常常舔这支笔的笔尖),然后用大写字母写下了一个词:奇迹。

        这可能很好笑,但我不仅没笑,反而顿时很肯定地觉得自己要哭了。我用双手捂住脸,手掌蒙住嘴巴,抑制住抽泣声,我不想再吓着德尔,因为他刚刚要安静下来。还好,我没哭出来,也没流泪。过了片刻,我把手放回桌上,交叉叠着,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脑海里唯一清晰的想法就是,但愿在我能稍稍控制自己情绪之前,别有人回到区上来,我担心别人会从我的表情中看出点什么。

        我抽出一张“区报告”,想等着心情安静一些后再写关于新来的问题少年差一点勒死迪安·斯坦顿的事情,不过与此同时,我可以把剩下的那些愚蠢的常规信息填写好。我以为自己的笔迹会很滑稽,有点抖,不过事实上,它看上去和平时差不多。

        我动笔五分钟后就放下铅笔,走进办公室旁边的厕所去解手。我想,这次还会痛,但至少我可以从中了解病情。我站在那里,等着小便出来。很快我就确信,这回的痛肯定和早上的差不多,就像是在排放破碎玻璃渣似的;他对我所做的只是催眠而已,而尽管疼,我也会觉得释然。

        只不过,一点也不疼,排出的小便也是清的,没有了脓液。我扣好裤子,系上皮带,放水冲掉,回到值班桌,又坐了下来。

        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想,即使在我企图说服自己的确是被催眠的时候,我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我接受了一次治疗,是最正宗的的那种治疗。孩提时,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喜欢在特定日子去教堂,参加诸如施洗会或是五旬节等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听过很多次关于的奇迹故事。这些故事我并不完全相信,但有很多我还是信的。其中一则是一个名叫罗伊·德尔法因斯的人的故事,他和家人住在离我家大约两英里路的地方,当时我六岁左右。德尔法因斯的斧头砍掉了他儿子的一个小手指,当时那小男孩正在后院帮忙拿着一段原木,让父亲去劈,不料他不小心把手放了上去。罗伊·德尔法因斯说,那年秋天和冬天,他的膝盖几乎把地毯都跪破了,到了春天,男孩的手指就长好了,甚至连指甲都长了回来。星期四晚上的欣喜分享会上罗伊·德尔法因斯说起这件事,我很相信他的话。他说的话质朴诚实;他站在那里,两手深深地插在工作服口袋里,让人没法不相信他。“手指开始长出来时,他有点痒,痒得晚上睡不着觉,”罗伊·德尔法因斯说道,“不过他知道这是上帝让他痒的,就顺其自然了。”

        罗伊·德尔法因斯只是很多故事里的其中一则。我成长在一个相信奇迹和康复的传统中。我历来也相信符咒(不过,在山区,我们为了押韵,管它叫),如树桩里残余的雨水能治疣,枕头下的苔藓能除掉失恋的痛苦,当然,我们通常管这叫。不过,我不相信约翰·柯菲是个能下符咒的人。我凝视过他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我感受过他的抚摸,被他抚摸就像是被某个怪异神奇的医生摸过似的。

        这话在我脑海里反复着,就像一段令人无法摆脱的歌曲或施咒时说的话一样。

        只是,施行治疗的不是他,是约翰·柯菲用了“我”,这可以被认为是出于无知,而不是骄傲,不过我知道——至少是相信——我在教堂里、在我那二十二岁的母亲和我的阿姨们深爱的松木祷告室里所了解的关于康复的秘密:康复无关被治愈的人和施与治疗的人,它只代表了上帝的意志。为疾病治愈而感到欣喜是正常的,合乎人之常情,但人们也有义务询问原委,去沉思上帝的意愿,去思考更多的关于上帝是如何实现意愿的问题。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上帝要我做什么呢?他把治疗的神力放在一个残杀孩子的犯人手里,他迫切的愿望又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让我在区上被治愈,而不是在家里,在疼痛万分、在床上发抖、让磺胺类药剂的臭味从我的毛孔里渗出来的时候呢?也许是吧,要我待在这里,而不是在家里,也许是以防野小子比利·沃顿搅出更大的祸水,是为了确保珀西·韦特莫尔不采取愚蠢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举动。那么,就算是吧,这样也行。我会把眼睛擦亮的……会闭上嘴,尤其是不会透露这次神奇的康复。

        没人会怀疑我看上去和听上去好多了。我都告诉了全世界,说我好多了,直到那天之前,我一直打心里相信这一点。我甚至告诉监狱长穆尔斯,说我有了好转。德拉克罗瓦看出了点什么,不过我想,他也会闭嘴的,也许是害怕约翰·柯菲也对他下符咒。至于柯菲本人,他也许早就忘了这件事。毕竟,他只不过是载体,雨一停,世界上没有哪条下水管还会惦记着曾经流过它那里的水。因此,我决定什么都不说,也从没想到过我多久才会把故事说出来,又说给谁听。

        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个大块头产生了好奇。自打在他牢房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比以前更好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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