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召去上海纺织会社的小岛氏处赴晚宴时，见他住所前的院子里，栽着小小的樱树。于是同行的四十起氏叹道：“看呀，樱花开了。”而且其声调之中蕴藏着一种莫名的欣喜。而迎迓至门口的小岛氏，形容得夸张点的话，也满面仿佛是从美洲大陆归来的哥伦布炫示海外奇珍似的神情。然而那樱花却只不过是在瘦弱的细枝上绽开贫瘠的几朵罢了。我当时对这两位先生何以如此欣喜若狂，内心颇觉得不解。然而在上海逗留余月后，方才明白这并非仅限于他们两位，原来人尽如此。日本人是何许人种，这远非我所能够知晓。然而来到海外以后，便是不问重瓣也罢单瓣也罢，总之是只要能看到樱花，遽尔便感到幸福的人种。

        前往同文书院参观时，走在学生宿舍的二楼，望见了走廊尽头窗外青青的麦海。那麦田里，随处点缀着平凡的油菜花丛。最后，在这一切的背后，低矮的屋顶在远处连绵成片，上空是一面巨大的鲤鱼旗。鲤鱼在风的吹拂下，矫健地上下翻腾。只这么一面鲤鱼旗，便令景致顿改。竟以为自己并非身处中国，而是在故国日本。然而走近窗际望去，眼底下的麦田里，中国的农夫正在劳动。这莫名其妙地让我生了一种岂有此理的感觉。我眺望着遥远的上海天空的日本鲤鱼旗，同样也多少感到快慰。也许并无资格嘲笑别人的樱花亦未可知。

        我曾接到过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的邀请，地点好像是坐落于法租界的松本夫人邸第。铺着白布的圆桌，桌上的千日菊、红茶、点心、三明治……围桌而坐的夫人太太都比我预想的还要温良贤淑。我和这些夫人太太们谈论着小说戏剧，于是一位夫人这样向我说道：

        “这个月《中央公论》上您写的小说《乌鸦》非常有意思。”

        “不，不，拙劣得很。”

        我谦虚地答道，心想真该让《乌鸦》的作者宇野浩二听听这段对话。

        听南阳号船长竹内氏说，在汉口的滨江路上，曾看见不知是美国还是英国的船员和日本女人坐在一起。那女人一看便知其职业。据说竹内氏看到这情形颇觉不快。听到这段故事后，我走在北四川路上时，见对驰来的汽车上，三四个日本艺伎拥着一个西洋人，频频相戏，然而并未像竹内氏那样感到有什么不快。但其觉得不快，亦未始不可理解，甚至毋宁对这种心理油然产生兴趣。在这一场合仅仅是心情不快罢了，若将之扩大，则何尝不就是爱国义愤呢？

        据说有一位叫作X的日本人。X在上海住了二十年，婚是在上海结的，孩子也是在上海生的。因而X对上海怀有热烈的眷恋。偶尔有客人自日本来，便总要将上海夸耀一番。建筑、道路、饮食、娱乐——哪一样日本也比不了上海。上海同西洋一般无二，与其蹇滞在日本，还是尽早到上海来吧——他甚至这样敦促客人。这位X死时，取出他的遗嘱一看，却出人意料地写道：“遗骨无论如何必须埋葬在日本……”

        一日我在宾馆的窗边，口衔哈瓦那雪茄，想起了这段故事。X的矛盾是嘲笑不得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大抵都与X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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