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津德尔特的麦田一样，文森特的早期教育也散发出浓厚的乡村泥土气息。11岁之前，他从未离开津德尔特故乡。13岁之前，他从未离开乡村环境。8岁那年，他被父母送往津德尔特当地的村小学，可一年之后，因校长酗酒便辍学回家，在父母指导下自学。直到11岁那年，他被送往25公里之外的泽芬贝亨村，在那里的简·普罗维利私人膳宿学校注册就读。后人要感谢这所学校，因为这里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法、德三种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造就了人们今天所知的凡·高。在该校的学习，使得文森特最终能像荷兰母语一样熟练地运用法语和英语，德语也达到相当的实际运用水平。凭借着这些语言，文森特益发沉溺于他本来就十分着迷的宗教和文学性阅读，为他后来数量惊人的书信写作奠定了丰富的语言条件。日后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自负的画家朋友高更大大低估了文森特的语言能力，居然认为文森特"甚至忘记了荷兰语［他的母语］"。但即便如此，作为法国人的高更仍然承认文森特"法语写得极好，丰富地补充了优雅的状语形式"。 保罗·高更：《忆文森特》，见博戈米拉·韦尔什－奥夫沙罗夫编：《凡·高论》，刘明毅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这所学校还开设了绘画课程，文森特在这里正式开始了他在绘画方面的启蒙教育。

        一切都好，在普罗维利私人学校，文森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似乎在弥补自己早期教育的短缺，以至家人都为此深感高兴。

        只是，第一次远离家门，他身上一个重要的情感特征鲜明地暴露出来。一般而言，即便在自己家中，文森特都喜欢一人独处，与人无干地从事游戏、阅读、绘画等活动。别人对他稍稍多加一些注意，他就会受不了，乃至发脾气。表面看来他有些冷漠，不愿意与他人包括亲人亲近，可事实似乎正好相反。在骨子里，他是那么地需要和依赖家庭之爱。普罗维利私人学校时期的一幅照片表明，这位年方十三的少年肃穆得近乎忧郁和压抑，甚至给后来一位研究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在"强忍泪水"。若干年后他告诉提奥，那天，他随父母初抵学校，当报到、注册、食宿等一应事务处理完毕，父母与他告别离去，那一刻，站在学校门前，望着父母乘坐的黄色小马车穿过草坪，驶向两边长着稀疏树木的马路，在风雨中湿漉漉的样儿，他心里是多么地孤弱和悲伤！两周后，父亲再次前来探望，看他生活学习等诸方面是否习惯、正常，他又如何喜出望外，一反常态，尽管已是十足的少年，还是身不由己扑上去抱住父亲的脖子。在此后那些漫长的光阴，他又如何度日如年，等待着圣诞节的来临，翘望着与父母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一位妹妹后来回忆道："你［提奥］还记得吗，每逢母亲的生日，文森特总是从泽芬贝亨回到家来，那时大家是多么的高兴！"……哦，津德尔特！哦，津德尔特！哦，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关于普罗维利私人学校事件，请参见书信60号，82a号等。又参见Jvan Gog van Gogh。需要指出，凡·高对普罗维利私人学校这段往事刻骨铭心，反复忆及。尤其在书信82a号中，他对这一往事作了完全出人意料的引伸，其中的涵义可能极为复杂而深刻，此处无法详究。本书第5章第2节将对此展开深入的讨论。

        1866年，13岁的文森特顺利结束了在普罗维利私人寄宿学校的学习。同年9月，他被送往更远的北布拉班特中心城市蒂尔堡，在那里的威廉二世国王公立学校注册学习。那是当时一所极为开明的学校，它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Ｆ·菲尔斯锐意革新，延聘了一大批高标准、有教养的教师，形成了自由宽松的学校环境和浓厚的学习气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该校每周36节课时中，艺术课时居然高达4节。而且，学校还花费不少的资金购入绘画大师们画作的复制品，供学生们观赏学习。

        这当然要归功于菲尔斯校长的努力，他希望他所领导的学校有朝一日成为荷兰国家艺术教育中心。

        艺术课教师Ｃ·Ｃ·胡斯曼是一位已在巴黎赢得影响的画家，他为学生们编写了素描教材，不仅按照当时荷兰教育大法的规定教授透视课，而且率先领导新潮流，开设了一间相当规模的画室。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晴朗的日子里，他还带领学生们外出写生。

        在各门艺术课程中，除了透视课，文森特都取得了一流的成绩。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无论胡斯曼怎样努力指导，文森特总是无法掌握透视法，这一点在他日后的画作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时光流逝，转眼到了第二学期中途。在此之前，文森特学习一直正常。甚至学校领导班子的更换，也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就在这时，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大约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后，也大约在他自己的生日前后，文森特突然中断了在该校的学习，回到津德尔特家中。有关此事的前因后果，一直是关于文森特生平的一个重大缺环。研究者们至今无法确定当年导致文森特辍学的具体原因。然而，人们的综合判断基本趋于一致：文森特生平第一次遭受了家族性精神抑郁症的袭击。

        事实上，凡·高家族成员普遍在身心两方面存在着某种明显或潜在的问题。后人倾向于认为，那是某种家族性、遗传性的问题。某种难以归类的疑难病症折磨着家族的成员，这至少可以上溯到文森特的牧师祖父（即提奥多勒斯牧师的父亲）。这位祖父寿命不算短，然而却长期依赖妻子的照料。到文森特父亲这一辈，事情似乎变得严重起来，而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兄弟似乎首当其冲。海因在长期罹病之后，在57岁年纪就去世了。提奥多勒斯也是在不到60岁就经历了一次崩溃，从此疾病缠身，日渐沉重，被迫退休，并在63岁时去世。与提奥多勒斯一家最亲密的森特虽然活了65岁，但他的问题似乎还要严重一点。与艺术经营上的成功相反，他的身体始终遭受着疑难病症的折磨，以至不得不经常去法国南方居住，依靠那里的阳光来缓解生理上的痛苦。重要的是，文森特母亲一方的家族中也多少存在着一些问题。至少，安娜的一位妹妹患有癫痫症。从遗传上说，特别从性别交叉遗传的角度说，这完全可能是日后文森特患癫痫症的重要因素之一。到了文森特这一辈，问题显得更为引人注目。兄弟姐妹六人当中，除开文森特，至少另外还有数人显示出明显的家族特征。提奥自幼体质癯弱，文静，喜欢沉浸于思考。从一幅当年的素描肖像可以看出，他与森特伯伯颇为相似：脸颊瘦长，颧骨突出，神情忧郁。他似乎从家族气质中获得了显性的遗传，而且，他似乎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显得比较冷静、自制、平衡。可是，一旦面临较大的精神压力，他就会显得不堪负重，乃至崩溃。当年，著名象征主义诗人Ｃ·卡恩曾经生动地描绘过提奥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人生姿态："他苍白肤色，浅色头发、神情十分忧郁，捧着那些画，就宛如捧着要饭的碗。" 转引自David Sman,VanGog.p.276. 后来，在文森特最终崩溃自杀后，提奥随之彻底崩溃，发作了诸种精神病症，并在半年之后不治而亡。

        另一位弟弟科尼利斯的精神状态也令人存疑。科尼利斯于1900年死于一次局部战争期间，他的姓氏被列入殉难者的名单。然而，人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他并未死于战争，而是死于自杀。

        与提奥和科尼利斯相比，妹妹威廉明娜的情况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威廉明娜与文森特和提奥这两位哥哥最为亲近。她死于1941年，不仅在兄弟姐妹中活了最久，而且在整个家庭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然而，威廉明娜的晚年却完全在收容院中度过，其病因不详，但被认为多半出于家族性的精神疾患。不幸的威廉明娜表现出彻底的失语症，在一段漫长的生命中再没说过一句话，在与世隔绝的孤寂中悲惨地死去。 文森特的情况将在后面加以进一步讨论。无论如何，多种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神经症、精神病等疾患具有明显的家族性和遗传性。可参见K.R.Jamison:《躁狂抑郁症和创作力》，载《科学》，1995年第6期。而凡·高自身的问题则请参见雅斯贝斯《凡·高与精神分裂症》、明可夫斯基《凡·高-癫痫症患者》、黑登伯伊《精神病学的回顾》，克劳斯《文森特-精神变态者》等文，载《凡·高论》。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文森特将在一系列人生事件（如失恋以及宗教抱负、艺术抱负的受挫等）中表现出忧郁症倾向。然而，在这一问题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日后文森特的自我认识、分析和概括。大概不会很晚，文森特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忧郁症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生事件的展开，他在有关的书信中会不时作出一些表述：

        ……早饭我吃一片面包皮和一杯啤酒，这是狄更斯向处于自杀边缘的人推荐的食谱，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使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达不到目的。

        ……于是，我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选择了积极的忧郁……

        ……我感到贫穷的束缚，没有固定的工作，得不到应该具备的必需品，这是我多少有些忧郁的一个原因。

        ……带着良好的愿望，我们去寻找据说往黑暗中投进了光明的书籍。可是，虽然尽够了一切努力，我们几乎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我们自己也不能始终得到安慰。我们文明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疾病，是忧郁症和悲观主义。

        我每天都采用了不起的狄更斯为防止自杀而提供的处方，它包括一杯酒，一片夹着干酪的面包皮和一斗烟。……你难以相信这是忧郁症带给我的极限；不管怎样，在某些时候——哦，天啦…… 依次参见书信106号、133号、133号、1号、11号。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忧郁症之外，文森特还谈到了"恐癌症"，并就自己的"恐癌症"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癌症的确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对于我来说，任何时候只要一见到癌症病人就会发抖，眼下在南方［阿尔勒］，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虽然我在这里见到的常常不是真正的、不可治愈的恶性肿瘤，而是多半可以治愈的肿瘤。不管怎样，妹妹，我认为你非常勇敢，你对癌症没有恐惧。我觉得自己没有你勇敢……书信11号。请参见《凡·高论》有关内容。

        让我们回到文森特不明原因猝然从蒂尔堡辍学返家的事情上来。其实，两年前在普罗维利私人学校时，文森特大概就处于深深的忧郁症状态了。在前面谈及那一时期的文字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令人担忧的种种表现。也许，更深刻和复杂的原因应该到普罗维利私人学校时期寻找。只是，此处不可能更多地涉及这一问题，在本书第5章第2节，我们将展开较为充分的讨论。

        无论究竟出于何种原因，1868年3月，文森特重新回到津德尔特。似乎，他不属于蒂尔堡这样的都市，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属于这样的都市所象征的生活方式。他要末属于故土，要末属于宗教——或者艺术。关于这位15岁少年重回故乡后的生活，妹妹伊丽莎白曾经有过报道。由于亲人中唯一的朋友提奥在学校念书，本已遭遇挫折的文森特显得更其孤独、不振。常常，他独自一人在田间地头打发沉闷压抑的光阴。这时的文森特，"……身宽和身高几乎相当，脊背略有些弯，还养成老向前探着头的不良习惯。棕红头发胡乱纠结在草帽底下，神情古怪，一脸老相，额头上满是皱纹。在隆起而高贵的眉脊上，眉毛在沉思中聚拢来。小眼睛深陷在眼窝内，一会儿蓝，一会儿绿，随情绪不定而变化。"

        伊丽莎白还注意到，在这位15岁少年"难看的外表"下，某种剧烈的内心斗争似乎正在进行。 转引自David Sman,Van Gog.p·22.此外，也请参见本书第5章第2节的有关"普罗维利私人学校事件"的讨论。

        身后是五个兄弟姐妹，最小的科尔不过才1岁。作为年届15岁的老大，他内心到底进行着什么样的斗争？从文森特日后的信件可知，作为一位正在发育成长的青少年，他当时的内心斗争涉及到这个年龄的人通常最为关注的人生目的问题。他渴望献身于某种有意义的事业。

        不久，他就要像成年人一样离开故乡津德尔特，走向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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