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荷兰南部。荷兰第二大省北布拉班特。3月30日，大约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后，在离重要城市布雷达约80公里的津德尔特，一位浅红头发的男婴呱呱坠地。

        如果把一头鲜见的红发算作一种重要特征，那么，这孩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该算作是一种神秘了。

        恰好一年前（不早也不晚，就在3月30日这一天！），父母先已生下另一位男婴。这位男婴带给父母极大的喜悦，这不仅因为他是头生子，而且更因为，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30岁，而母亲已经33岁了。沉浸于幸福之中的父母为这位男婴取名文森特·威廉·凡·高。

        然而，也许正像有人所说，幸福总是为不幸所包围，就像海上的孤岛。至少，对于这对情感虔诚、品德高尚、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夫妻，中年喜得头生子的幸福短暂得令人伤心。姗姗来迟的儿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便重又消失到永恒的黑暗和虚无之中，让他们猝然面对一片无边的悲哀。这悲哀已足以令人心碎，更何况，在这悲哀之外还隐隐另有一种恐惧：毕竟，孩子的母亲已经33岁了，而孩子的夭折是否意味着某种更大的、永远的不幸呢？——直到第二个孩子又从浑沌和希望中孕育而来、并降生于世。

        多半出于对长子的深情眷念，也出于某种隐秘难言的期望，父母没再为次子（实际上的长子）另取名字。于是，这位一头红发的孩子承继了死去兄长的姓氏。

        在北布拉班特麦浪滚滚的黑土上，文森特·威廉·凡·高没有再次死去（如果将姓氏看作真实象征的话），带着一头火苗般的红发，他长大了。

        孩子的父母成婚于1851年。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1822－1885），荷兰归正会（属基督教新教）津德尔特教区牧师；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卡本图斯（1819－1907），荷兰海牙一位法庭资料装订员之女，这位装订员曾经装订了荷兰第一本宪法，因而被美称为"国王的装订员"。

        提奥多勒斯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6个儿子，他是第四个。弟兄6人中，就只他人并非十分自愿地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事业。1849年，提奥多勒斯毕业于乌得勒支神学院，随后在北布拉班特津德尔特定居下来，由父亲亲自洗礼做了牧师。北布拉班特省是一个天主教大省，境内居民绝大部分信奉罗马天主教。这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相对立的荷兰归正会属于极少数派。

        就一般的人情世故而言，作为这一派的牧师，而且又效职于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小村庄津德尔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比例在60:1左右），似乎并非是令人愉快的使命。

        然而，更重要的是，提奥多勒斯似乎并没有做牧师的天赋。这位当地人心目中的"漂亮牧师"并非是热情洋溢的布道者，相反倒像有教养的书生。在互不调和的两派之间，他似乎走了中庸之道。大概既出于对宗教派系力量对比的敏感，也出于文学阅读和艺术欣赏中所薰陶的美感和均衡感，他从不在讲坛上高声宣诵。相反，话语从他唇上轻轻跳出来。所引经文自然大都来自较为宽厚流畅的《新约》，而不是相对激烈而严厉的《旧约》。教区内偶有点酗酒或设宴欢闹的事情，他也并不十分在意。日后，随着大儿子逐渐成长，在需要他出面教诲的场合，他也总是宽厚有余，直到后来事情变得十分令人担忧，他的态度才发生了改变。由于他的善良、教养、宽厚和温和，提奥多勒斯在教区内赢得了新教徒和非新教徒的普遍尊敬。后来，一位年老的罗马女天主教徒回忆说："我们非常喜欢他，为了他，我们甚至可以在水中双膝跪下。"结婚后，他与妻子的印象也一道深深留在津德尔特人们的记忆里。正如有人回忆说："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他们不会被忘记。"转引自te Letters of Vi van Gogh.vol3,p593.

        不难看到，无论是勉从父业，还是取道中庸，提奥多勒斯对父亲（以及自己）的教会毕竟表现了堪为楷模的虔诚。12个弟兄姐妹之中，就他一人走上了追随耶稣基督之路。在靠近边境的津德尔特，在压倒优势的罗马天主教徒中间，这位新教徒中庸的善良和虔诚，意味着一种温和的童贞。

        只是，事实总归是事实。提奥多勒斯可能的确没有做牧师的天赋，他默默无闻地在津德尔特一呆就是20年，即便后来调任新职，也不过是调往与津德尔特同样偏远的小村庄如海尔沃特或埃登等地，到晚年甚至被调往更小的纽恩南去了。只有教区内的人民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妻子爱他、理解他，儿女们崇敬他。

        12个弟兄姐妹中，文森特（森特）、亨德里克（海因）和科尼利斯（科尔）三位兄弟与提奥多勒斯关系最亲密。似乎并非偶然的是，这三位兄弟都是画商。荷兰（;为上帝所陶醉"的斯宾诺莎，而且自古到今都是西方绘画艺术的一处圣地。从这儿产生了不朽的北方画派（包括佛兰德绘画和荷兰绘画，与意大利画派即所谓南方画派相应），贡献了凡·爱克、博斯、布鲁盖尔、鲁本斯、哈尔斯、伦勃朗、雅各布·凡·雷斯达尔、弗美尔等星汉灿烂的艺术巨匠和大师。作为人类文化宝贵财富的油画艺术，也正是从尼德兰的土地上发源。在这样一块肥沃的"艺术黑土"上，画作的经营自然而然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职业。

        在三位画商兄弟中，森特又与提奥多勒斯尤为亲密，他们甚至共同娶了一对姐妹。森特娶了那位"国王的装订员"的一位女儿为妻，随后又把妻子的姐姐安娜介绍给了自己的弟弟。随着结婚和生儿育女，安娜成为家庭主妇。提奥多勒斯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伴侣。她全心全意为他分担人生，不仅承受繁多的家务，而且还陪他外出访问教区内的居民。她是一位出色的、可爱的女人。繁多的家务和单调的乡村生活磨损不掉她活泼、生动的性格。从她身上自然而然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她身体结实，精力充沛，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什么事情都关心，据说还能用"可怕的速度"织毛衣。日后，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外出谋生，她又成天不知疲倦地给孩子们写信。"

        我只是给你说几句话"——这是她最爱用的句子。然而，在所谓"几句话"中，总是包含着她深明大义且体察入微的爱心。多年以后，她的二儿媳（即文森特弟媳、提奥之妻约翰娜）对此作了感慨系之的回忆： ……多少次，这"几句话"是那么及时地来到收信人手里，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安慰和力量。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这"几句话"对于我始终是希望和勇气的不竭源泉。眼前这本书［即由约翰娜着手搜集、整理、编辑和翻译的《凡·高书信全集》-引者注］是对她两位儿子［即文森特和提奥兄弟-引者注］的纪念，在这本书中，一句充满感激的回忆的话语，应该献给他们的母亲。

        参见Jvan Gog van Goge Letters ofVi van Gogh.

        后来，安娜活到87岁高龄（1907年去世，即在文森特和提奥先后去世之后又活了17年），丈夫和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先后离她而去，即便如此，她到老都以罕见的坚强和勇气保持着生活的热情、力量和信心。文森特后来为她画的一幅肖像和更往后她自己的一幅照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们令观者对这位母亲不由得肃然起敬。

        对于理解后来文森特的艺术之路而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安娜热爱大自然，同时还是一位掌握了相当技能的业余画家，能够把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思想感情用画笔表达出来。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作为牧师家庭的收入是多么有限，也无论生活有多忙碌，安娜总能安排出时间和条件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她画素描，画水彩，画野花或者花束，并收集成册。她还鼓励一头红发的小文森特学她的样儿，努力作画，后者由此获益匪浅。

        总的说来，安娜坚强而富于活力的爱心与提奥多勒斯温和而书生气的爱心正好互补。另一方面，在安娜与提奥多勒斯之间所有的异同中，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开朗、乐观、朴素而心地善良；对于他们的宗教个性而言，罪、罪感、死亡等概念，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分量，没有投下阴霾的暗影。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宗教与艺术联姻的家庭。在这个和睦相爱的家庭中，常常，在夜晚，就着同一盏黄铜底座玻璃灯罩的明亮油灯，父亲埋头书写着下个礼拜天的布道词，母亲则在一旁描画一束蓝色的风信子或别的什么。如果是在寒冷的冬天，壁炉里还燃烧着温暖的柴火。文森特·威廉·凡·高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起来，在宗教和艺术两方面都受到薰陶。从父母双方，文森特都将受到重大的影响，禀承到各种各样的特征和素质。只是，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顾他的一生和性格，会发现在许多事情上，他表现出与父亲的对立和与母亲的相似、亲和，而且两者都显得较为鲜明。

        完全可以认为，父母分别代表了文森特生命中不同的两个重要成分：宗教与艺术。日后，大约有30年之久，这两种成分在文森特身上纠结不清，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直到后者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并且与前者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融为一体。

        然而，在此之前，作为"父亲的儿子"，文森特将对宗教表现出格外强烈的热情。他一生很大一部分生命将被这种热情所燃烧，百折不回地用以尝试对父业的承继。同时，与此相冲突但又自然而然的是，他更大一部分生命将用于对"父亲世界"的反叛。

        后来，凡·高在高比尔公司工作时，业余时间多沉迷于宗教学习之中。

        但是有一天，一位同事看到他坐在壁炉旁，将一本父亲赠送的宗教读物一页一页撕掉扔进炉火之中。这场"无名之火"被认为是凡·高生平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当代心理分析看来却极为典型而又意味深长。具体而言，正如阿德勒所说，这是儿子对父亲的"心理逆反效应"。广义而言，父子关系，儿子对"父亲世界"的认同（移情）和反叛，这是人类文明深刻内在矛盾的生存象征和集中体现，也是当代生存论心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可参见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尤见第3章。

        又，此中另一重要涵义请参见本书第5章第3节关于"普罗维利私人学校事件"的讨论。 说来有趣的是，在兄弟姐妹之间，唯有文森特在神态、外表、身材、体质等方面更像母亲而不是父亲。如果说眼睛是精神最直接的反映，那么他的眼神最直接地反映了母亲对他的赠予。从日后一幅珍贵的照片和大量的自画像看，文森特跟母亲一样禀有一种锐利、审视的目光，从突起的眉脊下给人以深刻印象，只是，与母亲的目光相比，他的目光似乎少了一点那种乐观而感人的豁达和热情，而格外有自己的忧郁、压抑乃至偏执，其中暗含着疯狂的能量和热情。他中等身材，肩宽，看上去结实有力。用他母亲的话说，孩子们身体都不很强壮，唯有文森特是例外。 见Jvan Gog van Gogh.

        站在文森特生命道路的终点来看，这唯有的例外几乎可以看作一个小小的神秘：这副结实的体质似乎正是为苦行而生。多年以后，这副结实的体质将支撑着文森特挺住精神和肉体方面的巨大压力，走过殉道者一般苦行的人生之路。"就文森特所承受的人生分量而言，一副不那么结实的体质必定很早就以崩溃告终了。" 见Jvan Gogvan Gogh.

        当然，除了体质外，他那一头红发在弟兄姐妹中也独一无二，只是，这头红发不像容貌、眼神和体质那样也来自母亲。母亲和父亲一样都是金发。此外，母亲和父亲都肤色白皙，可文森特肤色绯红，而且脸上满是雀斑。他没有遗传到父亲的漂亮容貌。

        在弟妹们陆续来到人世之前，一头红发的文森特·威廉·凡·高独自享受着父母之爱。大概既出于第一位儿子夭折所引起的悲哀、歉疚、怀念和疑惧，也因中年得子的不易和欣喜，父母对文森特呵护有加。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文森特的脾气自幼就有点麻烦，尤其显得任性、执拗。父母（尤其母亲）对此自然也并不在意，相反常有"护短"的倾向。一次，祖母从布雷达来津德尔特看望儿孙们，遇到小文森特撒野。祖母试图小施管教，结果引得孩子的母亲大为不满，整整一天没跟她讲话。幸亏提奥多勒斯从中调解，婆媳二人才得以和解。

        文森特两岁那年，妹妹安娜出生了，从此他不再独享宠爱。又过了两年，弟弟提奥诞生了；接着是妹妹伊丽莎白，小妹威廉明娜；1867年（文森特14岁时），最小的弟弟科尼利斯也来到人间。孩子们共同居住的阁楼越来越拥挤，那倾斜的屋顶似乎越来越压抑。以至有研究者认为，正因为如此，日后的文森特喜欢孤独，而且对倾斜的屋顶表现出特别的反感。

        津德尔特地方的人们回忆起小文森特时说，他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性格也不好归类。总的说来，这位一头红发的孩子脾气似乎不太好，"不太安静"，不容易与别的孩子（后来的弟弟提奥除外）相处。然而，与一般脾气不好的孩子相比，他没有领导欲或侵略性。他只是喜欢一人独处，不愿意大人或别的孩子打扰。甚至，只要别人多注意他一点，他就会有不友好的表现，或者发脾气。总的说来，他有点不谙事理，行为举止也有些怪异。然而与此同时，他"善良至极，有一付少见的好心肠"……当年故乡朴素人们的朴素印象，日后大都得到令人刻骨铭心的证明。

        据邻居们回忆，凡·高家的孩子们虽然出生于牧师家庭，但行为举止都与乡下孩子没有很大差别。空旷的原野，遍地丛生的石楠和松林，金灿灿的麦田，流水淙淙的沟渠，自家的花园和菜地，父亲布道的教堂，教堂的墓地……津德尔特是孩子们的天国。文森特自幼就与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打交道。什么事情都会引起他的兴趣，恰如他自己日后所说：他"热爱许多许多的事情"。他热爱自然。似乎，荷兰伟大哲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精神跟他与生俱来。他不限于一般孩子对动植物的好奇，而是在手里翻来复去，像科学家一样仔细研究，像博物学家一样加以采集，并分门别类。如果有谁认为这不过是儿戏，他就会生气。一位亲人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文森特用油灰做了一只小象，父母大加赞扬。然而，这并未使他像一般孩子那样感到特别高兴。相反，他似乎认为父母的赞扬太过分，认为他们不严肃，把他的事情当儿戏。一气之下，他毁掉了小象。他还出于类似的情形撕毁了自己精心描绘的一只猫——他母亲一生都记得这件事。

        据文森特家的木工回忆，文森特小时常去木工房，想在那里自己动手做木工活。他自己做的一些小玩意儿，令这位木工赞扬不已。当木工外出做活，文森特总是喜欢跟着前往观看。这位木工还看到他用铅笔作画，有时还用彩色铅笔——这大概出于母亲的榜样和鼓励。至少，在9岁时，他已画出一只低伏着身子、露齿狂吠、跃跃欲出的恶犬，其神态栩栩如生，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 本画是否真正出自小文森特手笔，尚有争议。

        跟父亲一样，文森特喜欢长距离步行（后来的提奥也如此）。大约13岁那年，他从80公里外的布雷达市步行回家，随行的人要帮他盜背包，文森特拒绝说："不，谢谢！每个人都必须自己盜背包。"后来，这句话几乎成了津德尔特村人们的一句谚语。在北布拉班特的人情世故、田野风物之外，文森特同样也"热爱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用说，热爱那些事情的途径是书本。父亲的书房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很大程度上由于父亲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兴趣广泛、不知疲倦的读者，同时也善于深入思考。他对宗教题材和当代文学情有独钟，对诗歌的热情也出人意料。后来，尚在学龄期，由于某种机遇，他在荷兰母语之外又熟练掌握了英、法、德三种语言，其后，他对宗教和文学性读物的涉猎益发不可收拾。他还运用这些语言，像他母亲一样无休无止地写信。

        故乡，家，童年，圣地……北布拉班特的津德尔特，那是文森特的耶路撒冷。日后，每当提起这些字眼，他就会激动不已。从本章题记所引述的那段文字，人们得以知道，那美丽的伊甸园是如何神圣地留在文森特心灵的深处，成为他生命中最久远的伤痛，最深沉的幸福源泉。 本章题记的引文和下条引文分别写于1877年和1889年。而早在1871年，文森特全家就随父亲的调动离开了津德尔特。有必要指出，像这样的文字在文森特的书信中还有许多。 正像文森特某次所说："在我们内心永远保存着什么东西，它们来自北布拉班特的田野和石楠丛生的大地。"1885年，文森特的父亲在北布拉班特纽恩南去世，母亲于其后迁离北布拉班特，文森特对此深深地感伤："我们家再也没有人留在北布拉班特了，想起来真是一种奇怪的感受。"再往后4年，他在远离故土的法国南方小城阿尔勒遭受了精神病的突然袭击，弟弟提奥赶到那里，轻轻捧起他的头放在病床的枕头上，这时文森特低低地说："真像津德尔特！" 以上转引自Jvan Gog van Gogh. 提奥离去后，文森特在给他的信中写下一段至为感人的话语：

        ……我在病中重又见到津德尔特家中每一间屋子，重又见到每一条小路，园子里每一样植物，四周田野的景色，附近的邻居，重又见到墓地，教堂，我们家房子后面的菜地——一切的一切，直到墓地中那棵高高的银叶相思树上的喜鹊巢。

        这是因为，对于那些最初的日子，我至今比所有的弟妹有着更早、更深的记忆。除了母亲和我，没有人能记住所有那一切。

        关于这事我就说这些，那些在病中从我头脑里经过的东西，最好别再一一提起。 书信573号。见te Letters of Vi van Gogd.,1958,1978,1988.vol 3,p128.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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