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多元视角之历史叙述的小说

        小说与历史密不可分的关系，正与刘以鬯的作品和批评所强调的“现实”“表象”问题息息相关。他推崇端木蕻良，是因为“端木写的，都是真实的东西。那是一种通过艺术手腕表现的真，感染力极强。”（《端木蕻良论》）这也表达了他的小说理念：小说创作与“内在现实”的语言化或历史叙述紧密关联。如果说刘以鬯所展示的现实富有历史叙述的价值的话，这应是一个多视角的历史，它排除了历史叙述可能有的单一视角，而单一性视角显然是有其排他性的。……刘以鬯之所以被视为香港文学的代表，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学展开于香港，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记述了另类的香港历史。

        比如刘以鬯的长篇（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始连载于《星岛晚报·星晚版》）也常被认为“真实地再现了七十年代香港飞速繁荣的步履和畸形的社会生活。”（白舒荣：《一部颇富创意的作品——试析刘以鬯长篇小说<对倒>》）以淳于白和亚杏两个几乎不相关的双线并行叙述者进行。男主人公约年过半百，生于上海，亲历抗战后方的生活后，于内战的混乱中离沪来港，以收取房屋租金为生；女主人公亚杏年约十五，成长于香港，父游手好闲，母忍气吞声，自己则情窦初开，不思劳作，整天耽于幻想。除了有闲和耽于白日梦这两点为两位主人公之共同之处外，两者在年龄、性别、背景、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是对照。小说通过一对主人公意识的对称性呈现、形式上的两个情节两个意识的对应性排列、两个主人公意识及幻想与现实的对照性展示等手法，由两个主人公的视角构成了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社会史。同时，小说又过淳于白的意识跳跃，时间跨幅从大陆的三十年代起，经由初赴香港的四十年代末，直至七十年代初期，间中穿插了数十年中国的现代史。这些记忆反复出现在小说中，而这里不难看出作家个人经历的印记。在主写香港现实，附带写大陆的历史记忆这一点上，与另一部长篇很类似，作品的历史含量也因此而变得丰富、立体。原本得名于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但事实上它既涉及小说的形式，又涉及内容，更涉及写法，因此也是一种展示历史的方法。刘以鬯在其长篇小说《春来半岛》的“序”中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显然，他对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是颇为自觉的。

        （录自梁秉钧、谭国根、黄劲辉、黄淑娴编《刘以鬯与香港现代主义》，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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